文丨张楠 编辑丨李臻
他的文字凶猛、凌厉。
1986年，他写下《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直指谢晋电影是一种“与现代意识毫无干系”的“电影儒学”，引起轩然大波。1999年，《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直指当时国内十分流行的余秋雨散文，称其“耐用”些的文化消费品。2002年，从澳洲回国，他在文坛留下一句失望，高调宣布“与文学离婚”。
这位以其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一剑封喉”的文化批评家，就是朱大可。
朱大可
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让朱大可在文坛声名鹊起。但除了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还有很多身份。他是文化学者，作家，推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引发广泛讨论。他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和人文学院教授，开设“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文学史”等专题课程。他还是一位刚刚陪孩子走过小升初的父亲，对家长群中的焦虑深有体会。
和文字资料中“犀利”“尖锐”的形象大相径庭，坐在上海平和双语学校图书室的朱大可，平实，和善，回忆起幼时偷读“禁书”的往事，直呼那是“最美妙的事”。 反观眼下，自己的孩子却因课业太重而根本无暇阅读，长叹一声，讲当前国内语文教育的问题种种。
“人文主义启蒙，培养批判和质疑的精神，逻辑思维的建立。”朱大可讲，这是当前语文教育最基本的三个目标，“而现阶段的我们，一个都没有达成。”
批评家朱大可眼中的语文教育
语文课，在朱大可看来，首要的任务是通过阅读和写作帮助孩子确立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即人文素养的启蒙教育。表达感恩、表达爱、友谊、勇气和正义，对美的追求和向往，远比“洗脑式的”标化测试意义深远得多。
紧接着便是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的培养。朱大可说，这是一个文明国家教育机构的主要目标，但我们的现状是，已经被标准答案所篡改和替代。
“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它三种不同的动物。”
校方给出的答案是熊猫，因为熊猫是国宝。
这道上海市某重点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试题让朱大可颇为介怀，他曾在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表达过对这类题目及其答案设置的质疑，谈及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时又再一次提起。他说，它扼杀了孩子们对于事物差异性最基本的判断。
答案是哪一个并不重要，朱大可更看重学生是否有理有据，逻辑自恰地写出了说理过程。“每个动物都很独特，如果你的答案是把每个动物独特性都写出来，这不是就变成了一道很好的题目吗？”
而对于今天的语文教育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逻辑训练的缺失与培养孩子批判精神的导向并不兼容。反而很容易导致在互联网时代中爆发的无效对话，“我不同意你，所以我骂你。”没有逻辑的批判，自然会引发没有意义的争论。
“没有逻辑训练，这是国内语文课程最大的弊端之一。”
朱大可认为，仅仅依靠议论文训练中渗透的逻辑导向还远远不够，而更应当是一套成体系的课程。是平行概念还是交叉概念，是因果关系还是并列关系，这都是逻辑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我们的语文课中，几乎都没有。”
著名作家，语文教育改革者叶开把学生分成两个阶段，幻想期（12岁之前）和逻辑期（12岁到18岁），并强调说理性文章的写作训练重点应当是论证过程的训练。
朱大可讲，“虽然这个变革是非常艰难的，甚至在很多学校是不受待见的，但我真的看到了其中对于现有制度的补偏救弊。这样的教学，才有可能和文学产生关联。”
“父亲”身份的无可奈何
不过当下可阅读的书籍庞杂，朱大可却因自己的孩子课业繁重而无暇无心阅读，感到痛心和无奈。
谈及这个问题，朱大可的语气黯淡了许多。看着自己刚刚小升初的孩子经常做作业到晚上十一点，他感叹道，“孩子连长身体的时间都没有，还何谈阅读的时间。”
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朱大可利用每一次和孩子对话的机会，捕捉孩子的兴趣点引向阅读。
“孩子喜欢看电影，看到《神奇女侠》，我发现她兴头很高，就马上跟她讲起了希腊神话。她还可以从网上查资料，对整个希腊神话系统就有了粗浅的认知。这时候，就能顺势利导下去。”
电影《神奇女侠》
“再比如说，我们旅行去到一个地方，如果她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好奇，我就会跟她说，这里是地球上的哪个点，地理和历史相关的知识就顺其自然地带出来了。”
在朱大可看来，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对孩子的兴趣保持敏感和正视相当重要。而通常家长老师会装作不经意地转移掉孩子看起来“不那么有用”的关注点。
“他问这个，你答那个。他不但听不进去你讲那个，原本对这个的兴趣也被你熄灭了。”孩子的兴趣点在哪里，就顺着这个点去聊，趁着它还在“发光”及时地跟进和点拨，这才是有效的做法。
除了对于兴趣点的关注，朱大可最多强调的，莫过于孩子敢于质疑，独立提出想法的能力。
“我陪她学英语，火鸡，我就故意说是fire chicken，她就笑我，但这个单词她就记住了，是不是？”这样的引导甚至有些笨拙，但却是父亲朱大可放弃对孩子在话语权上绝对碾压的一种尝试。“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要想方设法地激发孩子开启自己的思考。”
朱大可多次强调，他反对父母、老师甚至是标准答案的绝对权威。在《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标准“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
在澳洲曾有过教学经历的朱大可分享说，他曾见过一位老师以“汽油涨价问题”为主题要求四年级的小学生写一篇论述文。
“这些学生可以去网上查资料，可以去加油站做调研，也可以问问爸爸妈妈的想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综合多方意见，如果你认为涨价是对的，有哪些理由，罗列出来，反之亦然。老师根本不会预设标准答案。”
国内语文教学的现状让朱大可看不到孩子自主话语权的空间和与之匹配的逻辑训练，他便更着意培养孩子的这些能力。
“我出门前随便翻了翻女儿的语文课本，就翻出两篇有明显逻辑错误的课文。一篇她自己也发现了，另一篇我给她布置了任务，等我回去聊一聊哪里有问题。”
作家朱大可的阅读经验
与现在量大而杂的出版书目、发达的多媒体阅读手段和非功利化阅读的式微相比，朱大可小时候所需要面对的是极度匮乏的阅读资源。
童年和少年时期，叛逆心理成为了朱大可文学启蒙的源动力。“越是不让读，越是想读。”
综艺节目《极限挑战》第四季第一集以刚刚恢复高考的1978年为背景，六位常驻嘉宾在简陋寒冷的谷仓里，用仅有的一盏需手动发电的昏暗光源和自制火把，进行着紧张的备考。
这样电影情节般的场景，对于朱大可来说，却是童年真实又宝贵的回忆。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对其彼时的兴奋得以一窥。
点上一盏煤油灯，躲在壁橱里，偷偷地捧着一本西方经典，细细品味。“你们是不是都没见过煤油灯？看上一会儿，整张脸就被熏得黑乎乎的，鼻孔也是黑的，可狼狈了！”
而这样的经历，是朱大可心中最美妙的阅读。“所有的灵感，所有对文字的想象，对美的感受，根源都在于此。”
正如朱大可本人所说，年少的他在写作方面有很多问题，却没有人能够为他答疑解惑，而“自学成才”的关键即是阅读。
大量的阅读之后，朱大可开始了创作的探索。模仿《水浒传》等经典作品独特的语言模式，朱大可以同班同学的真实生活情境为素材，写起了小说，还是长篇章回体小说。
兴趣所致，自然乐在其中。文字不算多，但一章一章地写下来，也成为了当时在班里流传的读本。“不知最后被哪个同学收去了，到现在也没还给我。”朱大可笑着回忆。
朱大可讲，这种对经典的模仿，是写作最初的养分。
而要捕捉对文字更多的感受，却远不止于此。朱大可有个尤为特别的习惯，他喜欢读英汉词典。不是研究英文单词，而是读中文的部分。玫瑰，玫瑰花，玫瑰花刺，从一个词根派生出一个词系，这让他觉得有趣。
听上去与英语学习中记单词的方法类似，但也有所区别，他并非为了记住这些词，而是从中寻找汉语的质感。
一本小小的英汉词典，揣在兜里，不时拿出来读一读，他有个颇为感性的表达，“每一个词都像一颗闪光的星星，照亮我。那是一种很奇妙的美感。”
此外，朱大可还有很多阅读习惯，放至今日也颇具借鉴意义。
读经典，他会把喜欢的词句抄写下来，进行分类。“人物描写的，景物描写的，再细分下去，写晴天的，写雨天的……”一本小小的活页本，成为朱大可自制的写作工具书。
读小说，为了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他用裁纸剩下的边角料来记笔记，卷成烟卷儿的形状，装进盒子里，他叫它“香烟形的笔记”，觉得又好玩儿又方便。
读诗歌，他会抄写下来细细品味。雪莱的，拜伦的，普希金的，莱蒙托夫的，都是他钟爱的诗人。“唐诗宋词更不用说，那是一定要的。”朱大可还主动讲起了一则趣事，来回忆当时的兴致盎然。
“有位叫朱大可的老先生，和我同名同姓，编了一本《新编唐诗三百首》，我就抄，感觉像是在抄自己编著的书似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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