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批持证性教育讲师：曾被学校驱除 家长想听防性侵2018-09-03 09:13 来源:后窗教育/爸爸/性教育
原标题：中国首批持证性教育讲师：曾被学校驱除 家长想听防性侵
微信90秒 | 良好的性教育会影响青少年的整个人生观！
文|苏惟楚 程丽雯 编辑|王珊
马文燕很忙。
刚刚过去的暑假，这位中学老师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她的手机时不时弹出信息，屏幕另一端，是张惶焦虑的家长，求助大都与孩子的“性”有关。
他们在孩子的手机里看到了有关性描写的小说；他们察觉到孩子对同性或异性的身体好奇；他们发现，孩子开始早恋了。
相较于马文燕的少年时期，今天的中国家长似乎对孩子的“性”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青少年性教育夏令营的开办者方刚亦有同感。过去5年，他的夏令营在各地开办了20期。早年，一些城市有意向与他合作，但因无法满足15人的招生底线只能作罢。如今，30个学员的名额很快被一抢而光，家长们被告知只能等待下一次。
三天的课程需花费近4000元，有的家长甚至带孩子坐着火车来听课。
在中国，性教育是一个带着文化和时代烙印的词组。上世纪80年代末，官方打破沉默，开始在中学进行青春期教育。很长一段时间，校医、生物老师、心理老师承担着性教育的讲解，没有标准和方案，继续沉默也被允许。
另一面，人们痛斥性教育缺失带来的恶果，在一些城市，堕胎人群中，未成年人的比例近半。频频被曝光的性骚扰、猥亵、性侵的案例也令家长和老师惊惶。他们急于寻求更为专业的向导。
性教育讲师们应运而生，他们是孩子的父母、学校的老师、护士、咨询师，因不同的理由，各自冲破时代加诸自身的封印。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性教育开始破冰。讲师们依然面临重重阻碍，有人被驱逐出校园，有人被删改讲义，有人遭遇污名和误解。
一位女性性教育讲师介绍自己的职业后，对方语气暧昧：“那你不是对性技巧很了解？”
马文燕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要在三尺坚冰下继续潜行。
（1999年6月，北京理工大学，一年级新生在上性知识教育课。）
你会为吃饭感到羞耻吗？
一年前，在走进那间教室之前，13岁的北京少年姚泓宇并没有更多期待。
他接受一家媒体的视频拍摄邀请，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性教育夏令营。在此之前，姚泓宇对性科学常识的认知全靠自学。他很少和父母聊到相关的话题，父亲古板守旧，看到电视里接吻的镜头，都喝令他闭眼。在开始对自己身体产生好奇后，家里一本年代久远的《男性人体使用手册》成为姚泓宇的启蒙书籍。
夏令营第一天，培训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吗？”
一个女孩子回答：“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卵子。”
“怎么进去的？”
姚泓宇抢答：“男人的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
他捂住眼睛，低下头，半晌挤出两个字：“射精”。
在他发言的过程中，一个男生低声说：“尺度可以这么大啊。”
老师似乎已见惯这场面：“你只是在分享一个科学常识，没什么好羞耻的，你每天吃饭会羞耻吗？”
脱敏，是姚泓宇学到的第一课。
此后的几天，他开始和邻座的女生交流分享男女青春期各自的身体变化；讨论性的“好坏”，在“坏的性”那一栏里，有人写上了“堕胎”。他在几十位陌生人面前介绍女性月经的由来，不避讳隐私部位的名称；他在情景剧中扮演一个遭受性骚扰的职场女性，探讨应对办法。
最后一天，老师让他们在黄瓜上套上避孕套，姚泓宇拿到避孕套，有些抵触：“我现在用不到这个啊。”其他同学也满脸通红，有人低头窃笑。
老师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未来总要面临的一段经历，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姚泓宇撕开避孕套的包装袋，模仿老师的动作，用几根手指捻起避孕套，动作小心又笨拙。
在另一个城市，49岁的马文燕是一位性教育讲师。过去近10年里，她都扮演着给姚泓宇们提问和引导的角色。
在她的讲座上，常有孩子看到生殖器官的图片低头捂眼：“羞死啦”，她语带笑谑：“你长大万一当了医生，看到病人的裸体，也要捂着眼说‘羞死了，我不要救他’ 吗？”
孩子的父母也会向马文燕求助。一场同性恋知识的讲座后，一位父亲上前向她询问，他发现自己儿子的电脑里有同性恋的内容，并为此感到焦虑：“他是不是同性恋？”
马文燕回答：“同性恋又怎样呢？同性恋跟异性恋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对同性恋会有歧视，作为家长你也不去支持他，孩子惨不惨？”
这位父亲想了想，回答：“不行，我就是接受不了。\"
开展性教育9年，马文燕的档案里有超过300个小时的个案咨询。今年7月，她和其他12位同行一同拿到“性教育讲师（增能赋权型）”的高级证书，成为中国首批“持证上岗”的高级性教育讲师。
连同持证的马文燕们在内，当前中国面向未成年人的性教育讲师各有其背景。他们有的是学校校医、班主任、任课老师；有的是有性教育知识背景的社会工作者；或者是专门从事性教育研究的学者。
队伍慢慢壮大，这与家长们开始关注孩子的“性”不无相关。
互联网时代，围绕性展开的社会议题纷杂。马文燕发现，不少家长尚未准备好跟孩子谈性，又不得不面对性侵和性骚扰案件的频发。
她接到越来越多的家长求助：“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如何预防这种事？”
（马文燕在性教育课堂上。受访者供图）
冲破自身的藩篱
30年前，马文燕不会料到自己如今的身份 ——成都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一位在当地颇有声誉的性教育讲师。
当时，仅仅一个“性”字，都令马文燕难以开口。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性与“犯罪”相挂钩，有人会因婚姻之外的性行为被抓捕。学校和家庭闭口不谈有关“性”的一切知识。
师范毕业后，22岁的马文燕被分配回家乡一所中学做历史老师，还担任了班主任。
与马文燕成长的环境不同，这些比她略小几岁的孩子不再避讳谈及男女交往。而就在此前几年，学生马文燕的认知中，与男生走得过近就是“坏女孩”，一旦男性靠近，她就会手脚无措。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沿袭给教师马文燕。有学生询问她“有没有恋爱”，她羞得几乎夺路而逃。
作为班主任，“学生不能早恋”是她的底线：“其他什么都好说，早恋就是坏学生”。
一名女生和“社会人士”交往，旷课许多，夜不归宿。马文燕报给了学校，给了她处分：“我是为了维护班风”。很多年后，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女孩的行为跟她的家庭教育、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我更应做的是了解和引导，而不是惩罚。”
后来，马文燕去了成都，学了心理咨询，担任新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2009年，她被推荐参加成都市金牛区的教师性教育培训，参加培训的老师来自区里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二三十人。
第一天，培训老师鼓励大家大声讲出性器官的名词。很多人低着头，恨不得把自己埋在桌子下。
几天后的课堂上，马文燕坦然自若地画出了男性生殖器官的解剖图，给每一个部位标注名称，“没有任何尴尬和羞耻，唯一介意的是，我不是美术出身，画得有点丑。”
自此，马文燕开始接触性教育工作，但她的困惑越来越多。
她参加了一个性教育活动，以强调艾滋病传播危害为主要内容。最后一个环节，青少年们被要求上台宣誓，绝不发生婚前性行为。抑扬顿挫的承诺并没有打动马文燕：“我一直在想，离婚率日益增多的今天，避免婚前性行为，难道就能保证人生的幸福了？被性侵失去童贞的人，难道就没有权利追求人生的幸福了？”
彼时，东部城市的李双双，一个曾经因为初潮换了十几条裤子的女孩，已经成为一名护士，长年驻守在艾滋病房。
病房里的女孩子在性知识方面的畸形令她诧异，她们中的大多数因为性传播感染了艾滋病。女孩们并不避讳谈论自己跟男友的感情和性经历，但另一方面，这些女孩不懂使用避孕套，避孕套被她们视作“滥交”的工具，有的甚至完全不知道有避孕套这类东西的存在。
李双双很难过，却又无计可施。这些女孩已经错失了最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她能做的，就是在病房里陪伴。
7年前，她生下女儿。问题也随之而来，女儿好奇地问她：“妈妈我从哪里来？”那一刻，她无比庆幸自己是剖腹产。她指着自己小腹的伤口告诉女儿：你从这里来。
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医学生，李双双以为自己还算开明，她没有骗女儿“你是从垃圾堆捡的”。但女儿的问题越来越多，她用“等你长大再说”来应对，但依然挡不住滚滚而来的“为什么”。
连年累月，马文燕和李双双积累了许多困惑，也尝试寻找答案。直到去年，一个人将她们连接在一起。
他是中国性教育专家方刚，夏令营中和姚泓宇对话的老师。他倡导“赋权型”性教育，让孩子掌控自身与性有关的事务的权力，提供给他们充分的资源，帮助他们获得选择的能力。
2017年7月，方刚向全国专业人才储备工作委员会提出技能证书的申请，两个月后，申请通过。
马文燕和李双双获知了这个消息。相比此前零散的自学，系统的学习和考核“是一个提升和校验自己的契机”。
今年1月，在北京一家宾馆的会议厅里，马文燕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讲师班的同学。这个不足一百平米的空间里，容纳着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他们是护士、老师、儿童保健师、律师、心理咨询师。自那一刻开始，他们成了同路人。
（2015年12月6日，成都大学“性教育辅修专业”老师正在上课）
被节选的性教育
作为“性教育讲师证书”的申请人，方刚并不否认证书的“民间”气质，也不主张放大证书的功能，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技能认定的身份证明”。
但他补充了一句：“在国家层面，涉及‘性’的内容，官方在数十年内都不会出台类似的证书。”
他的判断并非毫无依据，作为未成年人性教育工作的主要承载者，中国教育部对性教育的态度始终是羞涩的。
过去30年，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中，“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大多成了性教育的代名词。由于缺乏体制的支持，中小学性教育的开展仍仰赖学校决策者的态度。
4年前，应成都市团委的邀请，马文燕前往成都一所中学，给初二学生讲课。校方要求她多讲“卫生保健的内容”，时长45分钟。马文燕提前做了PPT，按照一贯的做法，发给对方审阅。
第二天，马文燕赶到学校时，被校方告知，PPT中的一些图片不适宜给学生播放，在他们看来，学生看了男女生殖器官的图片“影响不好”，而另一张图片中，“被性侵，人生依然可以精彩”的标题描述 “容易让学生感到性侵没什么，从而对性行为不在乎”。
马文燕“血往头上涌”，冷静之后，她试图说服对方：“老师的态度透露出对性的回避和担心，这原本就是讲座希望去改变的。”
双方妥协的结果是，马文燕被允许在自己身处的教室播放图片，但这间教室之外的孩子，看到的全是删节后的版本。
在另一些学校，性教育的讲授按男女性别分开，校方的理由是男生并不需要了解关于“月经”这些内容。“这只会加剧不同性别的隔阂，进一步增加性的神秘感，这本就是我想去打破的。”马文燕说。
更多时候，学校和家长会直接“点菜”：你直接跟我们说怎么预防性骚扰和性侵就行。他们拒绝了解其他知识。
姜玲玲对此的感受尤为明显，这位来自山东的性教育讲师发现，如果是预防性骚扰的课程，家长都会积极参加。而冠以“性教育”名称的课程则乏人问津，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也只有8个。
性侵害和性骚扰案件的频发，的确更让家长感到焦虑。一次讲座后，一位母亲告诉马文燕，她很重视对女儿的性安全教育，要求女儿把所有男人都当做潜在性骚扰的对象，避免单独相处。这位母亲颇为自得，但这让马文燕感到不安。
包括她在内的讲师开始担心，家长们被放大的担忧和恐惧可能会推着性教育走向另一个极端，在那个语境中，“性”依然是暧昧、羞耻、脏污甚至跟犯罪相关的。
在马文燕的课程设计中，最后一节是不同性别的尊重和平权，这在很多家长和学校眼中“完全不重要”，但在马文燕看来，这才是诸多问题的基石。
一次培训中，马文燕听到一个案例。一位在妇产科工作的母亲自诩“开明”，她的态度是“我们家是儿子，不怕”。母亲告诉儿子：“你去谈朋友没关系的，捅什么娄子带到妈妈医院来给你搞定。”
马文燕听了之后，心里愈发沉重：“社会有太多错误的性别刻板教育，强调男孩子你要有男子气概，你要胆大，你要敢追，敢做，不要怕。但少有人告诉孩子‘你要有责任感’。”
（2010年12月9日，北京东城区和平里一小三年级的学生们，在安外三条小学上了一场“生命的诞生 小思不见了”的性健康教育课。课堂上老师通过游戏的形式告诉学生“精子”和“卵子”是如何通过重重阻挡结合在一起的。）
谁来校验性教育的效果？
遭遇滑铁卢之前，方刚曾向各地中学老师进行义务性教育培训，希望通过他们，推动中国学生的性教育。
然而，他在山东惨败。
2015年1月，他向山东400多名中学老师发放教材。一个月后，自称是“学生家长”的人群拥到山东省教育厅、济南市教育局门口举牌抗议，甚至向教育部、方刚工作的北京林业大学打电话抗议，要求开除方刚公职。
反对者的批驳至今在网络上还能看到。他们反对方刚对“处女情结”的批判，指责方刚的观点是“鼓吹性自由，可能导致‘堕胎’‘艾滋病’进一步泛滥。”方刚在教材中对“同性恋正常”的描述也被反对者视作“引导孩子认为同性恋很美好，会走上这条路”。
反对者们在网络疾呼：“救救纯洁的孩子！”重压之下，济南教育部门做出不让方刚在济南进行任何性教育活动的口头承诺。
即使同在性教育领域，方刚的课程设计和观点也有反对者。有人发文质疑，这是否会导致孩子在了解一些知识后，进行某种尝试。
是非争论的背后，与中国性教育的价值导向模糊有关，也有部分原因在于，性教育的实际效用很难被评估。
时隔一年，那位参加了夏令营的北京男孩姚泓宇，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的改变，对他而言，更多是“扎根在意识中”。
课程结束后，他详细地跟妈妈分享了“月经”的知识，没有避讳器官的名词。整个过程，母亲没有任何打断，等他讲完，才眨眨眼，语气温和地说：“原来是这样啊，妈妈之前都不知道。”
他至今还记得方刚的一句话：“性教育是促进人格全面发展的，不仅仅是教会人在性的问题上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其他任何情境，都如此。”
4年前，王慧本希望从马文燕那里了解的是：“如何保护我的孩子？” 但出乎她的期待，马文燕给了她“更多”。
她用自己获得的知识，顺利地度过孩子对自己和异性身体好奇的阶段，儿子还会直接拒绝让自己不舒服的触碰。
儿子9岁生日那天，她和丈夫决定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那一晚，三个人坐在电脑和绘本前，王慧和丈夫一人一句，给儿子讲述他的降生。
王慧告诉儿子：“你是爸爸妈妈爱情的结晶，你在我们的期待中降生。”那一刻，她清晰地感受到儿子的喜悦，他依偎在爸妈的怀里，嘴“咧得很大”。
儿子不知道，为了这份礼物，王慧和丈夫排练了两天。丈夫对于跟儿子讲述性的知识，仍有些羞怯。王慧拉着丈夫排演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能够流畅地完成讲述。“你一旦流露出‘性是羞耻的，不好的’这种态度，孩子很敏感，会感受到的。”
然而，像王慧这样的母亲还是少数。今年8月，马文燕原本计划开办一期性教育夏令营，但因招生人数不足，取消了。
回到学校的姚泓宇，今年“世界不再恐同日”那天，接受了校园电视台的一段采访，公开支持校园声援同性恋的活动。语文老师就这件事询问他，他试图阐述自己对同性恋的态度，但这位“人一向很好”的老师打断了他：“中学校园不存在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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