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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梅兰芳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为应和国内的抗战气氛,他倾注了极大的爱国热情,连续赶排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以期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与此同时,他接到了苏联官方的演出邀请,然而如果乘火车去苏联,则必须经过“伪满洲国”。得知此事,他明确向苏方表示:绝不会踏过日本侵略者侵占下的中国土地去苏联,否则宁愿取消此行。苏方见他态度坚决,不得已改派专轮将他先接到海参崴,然后再在那里乘火车直达莫斯科。抵达苏联后,他的演出大获成功,原定8场演出,被增加至15场,大部分苏共政治局委员和包括高尔基在内的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到场观看,最后一场谢幕达18次之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很快侵占了上海。自此,梅兰芳开始坚决拒绝登台演出,不给日本侵略者表演。由于断绝了经济来源,梅兰芳一家生活窘迫,甚至靠典当度日。此间,曾有一个伪装成好人的汉奸数次上门纠缠游说,“演几场普通的营业戏和政治毫无关系,您现在坐吃山空,生活很不宽裕,只要梅老板出来演一场,一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劝说梅兰芳为了生计去演出几场;但也有朋友力荐梅兰芳拒绝演出,避免给日本人留下口实。多重压力聚于梅兰芳一人身上,最终,梅兰芳喝道,“这个口子开不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1938年初,梅兰芳全家移居香港,深居简出,很少露面。他每天作画,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等物。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梅兰芳开始思考对策,并想出了“蓄发明志”的办法。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只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严重,得想个办法对付。有一天早晨正对着镜子刮脸,忽发奇想,如果我能长出泰戈尔那样一大把胡子就好了。于是我三天没刮脸,胡子长得还真快,小胡子不久就留起来了。虽没有成为飘洒胸前的美髯公,没想到这还真成了我拒绝演出的一张王牌。” 在此期间,曾有汉奸褚民谊来劝降,他本身也是资深票友,梅兰芳拒绝之后,嘲讽他说:“你演得好,不如你自己演吧。”梅兰芳还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蓄胡子,惊讶地问:“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数日后,酒井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正巧,此时梅兰芳患了严重牙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获悉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为了摆脱香港日伪的纠缠,梅兰芳一家当机立断,离开香港返回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此举令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将其存于香港银行的高额存款全部冻结。梅兰芳全家的生活顿时举步维艰,梅兰芳夫人急中生智,提议像何香凝女士一样卖画谋生。当市民看到醒目的“本店出售梅兰芳先生画作,欢迎光临”的广告时,争相购买。不到两天就全部售罄,许多知名人士还提出为梅兰芳办画展。 然而日伪汉奸获知此事后大肆捣乱,派来便衣警察提前进入展览大厅大做手脚,驱赶前来参观的群众。梅兰芳走进展厅后,发现每幅画上都用大头针别着纸条,分别写有“汪主席订购”、“冈村宁次长官订购”……还有一些写着“送东京展览”。梅兰芳夫妇目睹此景,立即拿起桌上的裁纸刀,刺向一幅幅图画。 之后不久,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提出要宴请梅兰芳做一次慰问演出,并于次日对梅兰芳夫人说,“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梅夫人当即回击说:“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特务头子听后勃然大怒,硬领着梅夫人去看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在宴席上端来一铁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梅夫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硝镪水岂能毁掉他的国格和人格!”言罢,拂袖而去。 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梅兰芳夫妇想起在香港以牙痛驱走日本人的经验,连续注射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冒着数日高烧40度的生命危险,佯称病重。日本人来后,摸了梅兰芳滚烫的额头,信以为真,只好无奈地摇着头走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正在全家欢庆的那一天,梅兰芳忽然从客厅里不见了,老幼正在诧异,梅兰芳眉开眼笑地以折扇半遮着脸的下部从内室出来,幽默地笑道: “瞧!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儿!”然后,他像魔术师般的缓慢地移开折扇,露出了依然当年的青春面容,小胡子突然消失了!这引起了全家和许多在座老朋友的一片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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