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则谣言 深度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转）

昧思居主

短史记丨三则谣言，深度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短史记    2019-05-28 08:15:05
文 | 谌旭彬

做历史工作的人，常喜欢说“真相的力量”之类鸡汤话。其实，有意捏造或刻意误解而造成的谣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往往并不亚于“真相”。

以晚清民国为限，择其影响极深者，举三个例子。

例一：形容晚清改革停滞的“Sick Man”，被谣传成嘲讽国人体质虚弱的“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一词，在中国近代激起了许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但西媒使用该词形容晚清中国，其初衷所指，与国人体格并无丝毫关系。

溯其根源，如《上海体育志》所言，1886年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

所谓“租界英文报纸”，指的是《字林西报》；所谓“专论”，《时务报》当年曾登有中文译稿，标题叫做《中国实情》。文章主旨，是针砭清廷改革的成败，开篇就批评清廷的政治，说它“麻木不仁久矣” ，乃是“病夫” （Sick Man） 。全

这篇“专论”，全文无一字提及中国人的身体素质。

事实上，直至今天，作为一种使用习惯。“Sick Man ”一词仍时常出现在西方媒体的政治新闻标题中。如《The Economist》杂志，即有报道如下：《The sick man of the euro》（1999/06/03）、《Reviving the sick men of Europe》（2003/07/24）、《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2005/05/19）……

第一个使用“病夫”一词，来形容国人身体素质者，乃晚清民间舆论喉舌梁启超。

在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里，梁如此指责国人：

“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 ……绝无运动……以文弱为美称……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

此后，洋人骂国人乃“东亚病夫”之说，伴随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救中国”的思想风潮，愈传愈广，骤成“定论”。

这种曲解，在当日虽有鼓动民族情绪的奇效，却也消除了“ Sick Man ”一词在批判中国改革停滞这个层面的价值。

图：“东亚病夫”的牌匾，频繁出现在各种影视剧中
图：“东亚病夫”的牌匾，频繁出现在各种影视剧中

例二：“捕杀汉兵”的谣言，将武汉新兵逼至“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绝境，开启清廷灭亡之门。

辛亥年政权鼎革，“武昌首义”的功勋，曾是革命党各派系争夺的焦点。

其实，促成“首义”的关键因素，还包括了“谣言”。

当年初夏，“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已传遍武汉。作为因应，湖广总督瑞澂下令，自闰六月（7月26日）始，武汉刀店售卖刀具，须刻明牌号，凡购买五把刀以上之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并突击命各兵营提前一天过中秋，以打乱可能的预定起义日期。

中秋无事，谣言渐息。

10月9日，革命党人制弹时不慎爆炸，引来搜查，谣言又起。

先传言“正按花名册捕杀党人”，稍后，又变异为“正按有无长辫捉拿党人”，再变异为“正编制汉兵花名册，要捕杀所有汉兵”。尽管湖广总督瑞澂已采纳多数新军军官建议，拟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中党人不予追究，但谣言并未止息。

如果谣言没有发展到“要捕杀所有汉兵”的程度，“武昌首义”有可能就不会发生——按最乐观的统计，当日的武汉新军中，能够勉强被归入革命党者，尚不足八分之一。革命党骨干刘公也承认，在正常情况下，要鼓动士兵起义有很大的困难：

“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

绝大多数士兵，并不愿为“革命理想”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但“要捕杀所有汉兵”的谣言，将他们逼入了“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绝境。于是，“首义”在革命党人的计划之外，突然爆发了。

图：武昌首义后民军在都督府门前合影
图：武昌首义后民军在都督府门前合影

例三：史迪威及其幕僚长期造谣，污蔑中国“不愿积极抗战，只想坐待美国打败日本”，严重破坏中国形象。

抗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期间，驻华美军统帅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因史迪威及其幕僚的游说与宣传，自1942年起，中国政府逐渐在盟国之中，尤其是在美国军政高层及舆论界，形成了一种不愿积极抗日、只想坐待美国将日本打败的自私形象。

自来华伊始，史迪威即以塑造中国的负面抗战形象，来威胁中国。

蒋介石曾致信罗斯福，提及此种威胁——开罗会议后，英、美背信，不愿履行反攻缅甸的承诺，但史迪威“ 不问夹攻有无”，仍欲“从事于北缅局部之战争 ”，被蒋否决后，即威胁称：

“ （蒋）之保留态度，将启盟邦以‘中国不肯贡献所能’之怀疑。”

担任驻华美军统帅期间，史迪威本人及其幕僚戴维斯、谢伟思等，不断向美国政府灌输此类论调。

比如，戴维斯1942年7月31日报告称：“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谢伟思则利用其与美国媒体的关系，指责中国政府：“已决定由美国打赢战争，并已自积极参预中退出”。

这种论调，深远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1942年7月来华调解蒋、史矛盾，即公然责备中国囤积美援军火，不用于抗日，而准备留待以后打内战。

面对指控，蒋介石当场愤然邀请居里亲自去做实地调查。

事实上，当日美援物资的调配权，完全控制在史迪威之手，即便国民政府欲囤积军火，亦不可得。蒋介石后来向罗斯福控诉：

“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1944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 ”

史迪威被驱逐后，魏德迈来华调查，证实了蒋的控诉。

与史迪威等人的臆测与诬蔑不同，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尽快击败日本，而非消极拖延。

譬如，1942年1月7日，蒋在日记里写道：“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1月14日，蒋又写道：“转移英美先德后倭之心理，应告其东亚战局果延长，则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且必为倭军利用，则大局不堪问矣”。

当时，中国的经济已不堪重负，抗战继续拖延下去，自政府至国家均有崩溃的危险，故举国上下皆寄望于英、美在亚洲尽早开辟战场，尽快击败日军。但美、英不以亚洲战场为重，援华物资的数量远不及援苏、援英物质，对日战事只能被迫延长，继续苦撑待变。1942年，美国海军金上将曾分析各战区情状，将中国的贡献能力划为丙等，理由是中国战场“人力全备，物力全缺”，可谓中肯之论。

但这种“中肯”，只局限于部分盟军高层的认知之中。因史迪威及其幕僚的宣传，中国政府“消极等待美军击败日本”之说，在盟国影响甚广，至今仍被很多人深信不疑。

（完）

图：1944年，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右二）与史迪威（右三）等在重庆合影
图：1944年，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右二）与史迪威（右三）等在重庆合影

参考资料

①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台）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

②《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第26页。

③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第219-230页。

④《蒋总统大事长编·卷4》，第143-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