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找钱”启示录

预测专家

融资难融资贵，可以说从民营企业诞生的那天起，就如影随形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家。过去这么多年，民营企业到底是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解决融资问题的？而这些路径现在为何失灵？

民间投资告急，国务院办公厅为此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被列为重中之重。

欲解民间投资之困，必先解民企融资之难。问题看得很准，但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融资难融资贵，可以说从民营企业诞生的那天起，就如影随形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家，迄今并无良方，甚至有恶化之势。

因此，在求索老问题能否找到新路子之前，不妨换个思维，看看过去这么多年，民营企业到底是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解决融资问题的，而这些路径现在为何失灵。

在《后街金融》（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中，美籍华裔学者蔡欣怡考察了自改革开放至2001年前后中国民间金融的历史，为人们理解那段历史时期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和新颖的视角。

在蔡欣怡看来，如果不能理解中国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是如何筹措到资金的，人们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惊人成长应该被视作一个“奇迹”：一方面是中国金融体系事实上的“双轨制”，一方面考虑到私人金融交易能够破坏国家控制通胀的努力，滋生投机性的资本投资活动，国家一直对其民间融资严防有加。然而正是在这样双重不利的情境中，中国的民间金融蓬勃发展起来。

一如“后街”二字所显示的那样，中国民营企业家主要依赖非正规金融机构来为自己融资。在国家的睽睽注目下，民营企业家通过动员基层的政治资源及社会资源来筹资兴业，在此过程中发明了一套效率惊人的包括私人钱庄、信贷互助组织等“后街”机构在内的非正规金融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金融完全在地下和黑箱中操作，地方政府官员的默许乃至“纵容”为民间金融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阳光雨露，有些信贷互助组织和平台本身就有着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背书。

中央和地方目标和利益的“博弈”，以及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口号，使得各地政府对政策的具体实施有着自己的弹性选择空间。地方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倾向性，导致他们对种种与之相伴的“金融创新”的容忍度很高。

人们一度认为，各地政府对非正规金融倾向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各地从计划经济时代继承下来的经济遗产，那些国有经济曾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对非正规金融的认知度和接纳程度相对较低，反之亦然。这很好地解释了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地区由于计划经济年代欠发达而享有的“后发优势”，在那些地区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民间金融都比较发达。

不过，《后街金融》的调查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和内地省份对民间金融的态度差别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双方的区别更多体现在因为市场经济发育的早晚，而导致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多寡上。

当时内地省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企改革的压力，地方主政者亟需民营经济的发展来提升经济增长和就业，因此对民间金融的发展采取了更宽容的态度。

在作者看来，中国民间金融生存和适应的能力，暴露出国家调节信贷供应能力的双重局限：既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进行有效的“输血”，同时也无法阻止私营部门另辟蹊径自我造血或从国家银行体系中“盗血”。

不过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局限”，《后街金融》对于民营经济如何从国家银行体系中“盗血”挖掘得还不够“深入”。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五花八门的“逃废债”，也有分享国家优惠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的融资通道功能。

在“逃废债”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更多不是体现在对追索债务的懈怠，而主要体现为在获取国有金融资源方面的“机构创新”。有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为民营企业获取贷款提供担保。后来，这些本来就是空壳的资产管理公司毫无例外都“倒闭”了。

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何相较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地方层级的农村和城市信用社的改革一度滞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主要是为低效亏损国有企业输血所致，因此对相关损失的承担显得相对“合情合理”，而地方层面为扶持民营经济而进行的“盗血”行为则显得有些“无法无天”，需要好好掰扯一番。

而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的输血，除了凭借低息优惠金融资源而发挥的二传手功能外，国有企业无需上缴红利的政策优势，也为其提供了雄厚的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这就是本世纪初期不少央企纷纷成立金融财务公司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虽然他们更多喜欢以投资多元化的名义进行包装。

然而，后来的故事表明，与其把民间金融的崛起看做一个“奇迹”，不如把它看做一个尴尬的成长。当民营企业经营的收益无法涵盖非正规金融的成本时，一路高歌猛进的故事开始呈现另一种写法，银根断裂、老板跑路、债主跳楼等种种惨烈的剧目开始上演。

然而，当人们更多把责任推到全球市场需求放缓、劳工工资及税收等各项支出升高的身上时，可能忽视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自身运行中的问题，是如何加剧了民间金融的扭曲，进而让整个民营经济陷入运转不灵的局面。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民营经济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脱实向虚的趋势。一方面市场上商品端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垄断利润进一步高企。相当多的民营资本以“炒房团”和“煤老板”的方式进入了这些领域，摆脱了此前据以起家的制造业。与此相伴，原本主要为制造业融资的民间金融，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脱实向虚，从而变相加剧了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

而2008年后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更进一步挤压了民间投资的空间，打压了民间投资的意欲。同时，与货币超发相伴而生的各种资产价格泡沫，则进一步吸引民间资本加入各路炒作大军。

除此之外，正规金融部门为了在符合巴塞尔协议的同时，完成为四万亿进行配套融资的政治任务，纷纷推出了高息的表外理财产品。这些产品受到民间资金的热捧，由此导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资源走向的一次巨大逆转：原本擅长从国有金融部门“盗血”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民间资本，反而开始为国有经济的扩张向国有金融部门“输血”。

因此，当资产价格泡沫上涨的势头不再，当产能过剩局面不可持续，当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同时启动去杠杆时，深深参与其中的民间资本所遭受的创痛可想而知，而去年的股灾则更是发挥了雪上加霜的作用。民间资本的损失，反过来又令民间融资的渠道和平台遭到重大甚至毁灭性的打击。

在此情形下，民间投资不景气、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之更加难以解决，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去杠杆去产能告一段落，资产价格泡沫得以消化，实体经济回报率得以恢复，以及新型政商关系得以建立之前，民间投资及民间融资都不太可能迎来太大的改观。

朦胧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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