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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朗普还没有上台执政,但中美之间的新博弈已经开始了!
从特朗普接听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到他在推特上指责中国让人民币贬值、对美国商品征收重税、在南沙建设军事设施,再到中国捕获美国军方的无人潜艇,转眼之间,中美过招已经有了两三个回合。
企业层面的博弈也在进行中,特朗普点名要求苹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在压力之下富士康已经去美国考察建厂事宜了。但还击还是有的,王健林隔空向特朗普喊话,提醒他2万美国人的饭碗攥在万达的手里。
我此前在专栏里说过,特朗普对中国的要价主要有以下几个:
1、人民币保持汇率稳定,甚至有所升值,以提高中国制造的价格,减少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中国对美国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美国商品的税率;
3、不阻碍在华的美国制造业回流;
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全球化时代见顶。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主要靠两大推动力量:第一是全球化,中国通过人口红利、低成本获得世界工厂的地位,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第二是城镇化,中国通过“货币超发+房地产+土地财政”的模式,通过居民的“过度购房”,维持了高基数下的高增长奇迹。
如今,这两大推动力量都开始见顶。在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崛起之前,中国内部就出现了“城镇化”抑制“全球化”的趋势,说白了就是房地产打败了制造业。事实上,“城镇化”还在打败“城镇化”自己,因为中低阶层的收入赶不上房价上涨速度,真正的刚需被抑制、投资性需求被放大。
美国处于全球产业链接的最高端,但他们仍然对制造业非常重视。经过次贷危机、金融风暴的洗礼之后,奥巴马就提出了“让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到了特朗普,这个战略更加重要,已经成为其核心理念。
中国在经历了实业经济低迷、金融房地产化、房地产金融化的“脱实入虚”之后,也意识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所以,中美开始出现战略趋同背景下的正面博弈:
1、中美都开始收紧流动性,让货币政策回归常态,让财政政策趋向积极;
2、中美都开始重视制造业;
3、中美都希望通过减税,刺激内需;
4、中美都在搞,或者即将搞大基建。
对于特朗普吸引制造业回流,很多人持嘲笑的态度,认为美国成本太高。但最近“第一财经”对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采访,颠覆了很多人的看法。曹德旺从1995年开始在美国投资建厂,最近几年规模越来越大。下面是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
曹德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跟美国比的话比它高35%。
第一财经:高35%?
曹德旺:它没有增值税,我们有增值税。它只有所得税40%,你赚到钱,他的所得税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这些5个百分点就是40%,因此在美国做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
第一财经:美国的土地一定很便宜吧。
曹德旺:他土地基本不要钱。
第一财经:能源呢?
曹德旺:能源,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
第一财经:劳动力呢?
曹德旺:蓝领是中国8倍,白领是中国的2倍多,它白领便宜,蓝领贵。
第一财经:综合劳动生产率是中国高还是美国高?
曹德旺:这样算吧。做一片夹层玻璃在中国要1块2,在美国要5块5,我们预算是6块5,差5块。差5块的时候我在美国做是5块5,顶掉了不要了。我们出口美国,出口是先征后退,在这基础上还要交4%,这样,一块玻璃出口需要交1块多钱,这就省去了1块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优惠条件,总的来说,算起来他那里比这里,总利润会差10%。
第一财经:就是在那边会?
曹德旺:多赚百分之十几。
最近,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税收专家李炜光也发布了关于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的调研,给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概念:中国目前的企业税率事实上是“死亡税率”。目前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研究证明了李炜光的说法:
显示了自1995年以来“政府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1995年中国的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而在2005年之前宏观税负比较低的时候,正是中国制造业和经济最具活力的时候。而在税负不断上升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走下坡路和制造业竞争力逐渐减退之时。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以及通胀带来的必须给工人快速涨工资的因素,则“中国制造”这些年受到了三方面的夹击。
通过上述表格还可以看出,虽然政府力促减税,但2013年以来宏观税负下降比例非常有限。
所以,问题再清楚不过了:特朗普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还是有相当底气的。中国制造不仅受到印度、印尼、菲律宾、越南等所谓“新亚洲四虎”的竞争,还受到了美国的挑战。
中国该如何迎战?这显然不是派战机飞越第一岛链,或者捕获几个美国无人机、无人潜艇可以解决的。对事情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还是内因。所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让中国国内市场真正市场化,并推行实质性的降税措施,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说到底,中国的投资主体要从“政府+国企”转变为“民企+外企”,经济才能真正高效。投资主体转换之后,政府自然不需要收那么多税,货币超发的1.5倍魔咒现象,也能不治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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