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农坛
儿时在位于万明路的姥姥家住过很长时间，从那里往南走，不多远就是北京育才学校，我和表妹没事儿就到那里闲逛。那时北京的孩子都知道，育才学校最了不起的就是“先农坛在学校里边儿”，可惜年久失修的先农坛在我们的眼里就是破破烂烂的几座殿宇，观耕台上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坐在庆成宫的台阶上，看着无数的蜻蜓在荒烟蔓草间时飞时驻，心里充满了惆怅……
作为旧京“五坛”之一的先农坛，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虽然曾经被冷落甚至淡忘，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它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地位都不容抹杀，特别是在民国年间，它曾经以北京第二座平民公园的身份向市民开放，深受大众喜爱，成为这座古城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象征。
一、 皇帝种的粮食给谁吃？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历朝历代，从皇帝到百姓，对土地和农耕都有着无比的尊崇，而先农坛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农行耕藉礼之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比天坛还早18年，最早名叫山川坛，清代改名先农坛。先农坛占地1700亩，共有包括庆成宫、太岁殿、神厨、神仓和俱服殿在内的五组建筑群；另有四座坛台，分别是观耕台、先农坛、天神坛、地祇坛——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观耕台，因为台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亩三分地”。
“一亩三分地”的正式名称应该叫藉耕田。是皇帝祭祀先农神之后亲自耕种的田地——这个“规矩”早在明代就有，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曾经详细记载了皇帝躬耕的情况。每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良辰吉日，皇帝会率众臣驾临先农坛。事先顺天府已经准备好了耕牛和农具，搭好五彩大棚，将耕田整成松软的沃土。皇帝来到后，换上飞金走银的皮弁服（皇帝行躬耕礼时的专用服装），来到耕位，面南而立，在百官吟诵祝禾辞的伴奏下开始扶犁亲耕。顺天府尹执鞭在牛旁，几位老农协助皇帝扶犁牵牛，在一亩三分地上耕犁几个来回（一般是三推三返），然后皇帝登上观耕台，看众大臣和众老农扶着犁继续耕耘播种。清代确立以后，清帝承袭了旧明的祭农之制，清世祖顺治十一年恢复祭农行耕藉礼，而雍正帝对这一礼典极为重视，几乎每年都要驾临先农坛耕种，收获的庄稼可没人敢吃，择吉日藏入号称“天下第一仓”的先农坛神仓中做祭祀之用。乾隆皇帝曾经对先农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并下旨在坛内广植松柏以利圣洁……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虽然贵为天子也不能不事稼穑的以身作则，使得各个阶层对农业都非常重视。由于雍正帝曾经颁诏命全国各地设立先农坛，把对先农的祭祀变成国家祀典，所以各级官员就不必说了，就连百姓在春耕到来之前，也会在庙宇或宗祠中祭祀神农氏的典礼，祈佑五谷丰登。
从十九世纪中末期起，虽然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自身的统治日趋腐朽没落，先农坛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由于皇帝不是以“木兰秋狝”之类的名义逃出京城，就是继位者年龄太小出不得皇城，所以，尽管遣官致祭的过场还能走一走，但祭祀制度日益弛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做了军队医院，神仓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伙儿强盗将坛内陈设的祭器洗劫一空……从此，这座古老的祭坛就一天天破败下去。
二 、鲁迅“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内务部成立礼俗司，统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坛庙，并把坛庙管理所设置在了先农坛的神仓里。那时的普通百姓对皇家坛庙都有极大的好奇心，所以经常私自闯入游玩，而时论也呼吁对这些地方早做开放，将其变成公园。民国政府开始动议筹办，还派出人员去考察可行性，其中就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他在日记中就曾记录，6月14日这天“午后与梅君光羲、胡君玉措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1912年12月26日，为纪念民国成立一周年，内务部古物保存所宣布将天坛、先农坛开放十天，“是日各处一律开放，不售入场券，望中外男女各界随意观览”，这在当时引起了京城的巨大轰动，民众像潮水一样涌入二坛，先农坛内万头攒动，观者如堵。《正宗爱国报》上记载，一路上“红男绿女，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殆所谓如鲫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
正是这次为期十天的开放活动，让有关方面看到了市民对公园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炽烈。特别是在社稷坛开放为中央公园之后，报章上的呼吁就更多了：“京都市内，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仅仅一处中央公园，实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因为中央公园，设在前门里头，仅便于内城一带居民，而于南城外头，有城墙阻隔，终觉不便”。而南城当时是北京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平常游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实在乏味得紧。而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员考察后，将目光对准了先农坛：“查南城一带，向以繁盛著称，惜所有名胜处，或辟在郊原，或囿于寺观，既无广大规模，复乏天然风景。详加审度，惟先农坛内，地势宏阔，庙宇崔嵬，老树蓊郁，杂花缤纷。其松柏之最古者，求之欧美各邦，殆不多觏，洵天然景物之大观，改建公园之上选也！”
在京都市政公所主持的选址、规划和修缮之后，1915年6月17日，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先农坛公园，“入门票收铜元一枚，游览票收铜元五枚”。公园内陆续开设了荷花池和养鱼池，从避暑山庄运来140头驯鹿开辟为鹿苑，在太岁殿中设立了茶社，殿前开辟了秋千圃和抛球场，还有书画社、书报社等休闲娱乐设施，而礼器陈列所则让参观者可以了解古代祭祀的历史，“又于二道坛内，沿路两旁及正殿松林隙地，杂植花草，其东偏桃林一带，约八九亩，均划为陈列花卉之所，红紫纷披，最堪娱目。并于东隅隙地，另辟菜畦，篱豆花开，宛然村落，可以领略田家味。”
这样一个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符合现代公园的规划设计，无疑会大受市民欢迎，而且公园里还不时放映电影和烟花，“先农坛的焰火”很快成为京都一景。不久之后，随着先农坛的外墙被拆除，外坛北部和旧有的内坛合并为一处“城南公园”，溜冰场、图书馆等也都开办了起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中的一个统计，可以说明公园的游客量：民国初年的北京，一枚银元能换130枚至140枚铜币，先农坛的门票一共才六个铜元，而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每年仅靠公园的门票和土地租金两项，就可以获得8000银元的收入。
三 、观耕台上的恶俗照相馆
1919年，先农坛内建起了两座新建筑：一座是以观耕台为底座，上建八角二层的观耕亭，门窗都安装着彩色玻璃；另一座是纯欧式的三层钟塔，俗称“四面钟”，高大的钟塔位于外坛森林中，十分引人注目……但是说来奇怪，大约也就在这之后，就像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中所言，城南公园在“极一时车马喧天之盛”以后，突然就“沉寂无声”了，仿佛一夜之间就迅速衰落下去。根据笔者查找的资料，个中原因似乎与管理方贪图经济利益，将公园土地随意租给不良商贩有关。从1925年《晨报》上一则《内务部将拍卖先农坛地亩》的新闻报道上可知，仅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农坛外坛的地亩已经多次易手，而交易的原因是官员“贱价租赁”，将租金助力曹锟贿选，直系战败后内务部将这块地皮收回，又为了“大行添员加薪”而将其再次招商拍卖，“计可得五十余万元”——就好像很多国营老商场，不顾自己的金字招牌，将摊位切割租售给小商贩，搞成了伪劣产品批发市场，最终倒闭一般。
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经多次游览先农坛，他的游记为我们留下了先农坛公园由盛转衰的最后景象。他从先农坛的正门进去：“门上悬挂着用黑体字撰写的‘城南公园’的门匾和侧旁的‘内务部坛庙管理处’的门匾。此外，右侧的小门上有‘京师警察厅巡警教练处’和‘保安警察第二队分驻所’的门匾”。他买票进门后，只见铺满沙石的道路两旁种植着种类繁多的花卉，春夏季里宛若几幅舒展的锦绣般娇艳欲滴。西面用土墙围住的一片区域是鹿苑，这时只剩数十只鹿。太岁殿附近，一群巡警正在学习骑自行车。拜殿的“匾额两侧悬挂着形状几近相同的粗陋的纸额，上面写着‘球房’和‘茶舍’，殿柱上钉着‘每位茶资六枚’的木板”，可见这里已经用作球房和茶馆。拜殿的西侧，“在郁郁苍苍、拔地参天的树间”还开有一个露天的小吃店，年轻的小伙计殷勤地接待着客人，“茶自不必说，此外还有啤酒和汽水，提出特别要求的话，还可以供应中国菜，而且还备着白干酒和绍兴酒”，厨房就设在后面的宰牲亭里。预定的话，可以在这古木参天的地方举行高雅的宴会。中野江汉经常在入夏后来到这里，“独坐在树下，烧酒伴着下酒菜，享受半日清闲”。
1927年，北平市政府标价变卖先农坛外坛的土地树木，眼看着那些参天古柏、偃地苍松要遭到砍伐的命运，北平市民纷纷出面拦阻，“事始中辍”，但美国学者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在《古都旧景》一书中记载，他三十年代游览先农坛时，这里已经“不再对外开放……院中的大部分古柏被砍，用来做木柴烧了”。
那之后的沧桑岁月中，先农坛成了一道在历史的洪流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的影子。老北京人都知道它，都敬重它，但除了附近的居民，很少有人再去探望它。一亩三分地成了育才学校的篮球场，后来学校腾退出来，恢复了藉耕田的耕种，不久前还收获了金灿灿的谷穗……我不知道已经在育才学校当老师的表妹路过那片田地时，会不会想起小时候的情景，无论荒芜还是丰收，有迹可循，就好。（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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