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以古为镜”（转）

昧思居主

        李世民的“以古为镜” (2020-03-12 07:15:33)[url=]转载▼[/url]

标签： 居安思危 创业 守成 骄奢 祸乱

  李世民有三面“镜子”，其中之一，就是古代的“古”，叫做“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贞观元年，李世民刚当上**，就对朝廷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 （《资治通鉴·唐纪八》）同样是“劳民”，前者“民无谤者”，因为“与人同利”；后者“人怨叛者”，因为“病人利己”。作为君王，对于“靡丽珍奇”之欲望，当有所遏制，不能放纵，“纵之不已”，必然招致“人怨叛者”，导致社稷危亡。这番话使人想到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梁惠王说的是寡人好货、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孟子说的则是“与百姓共之，于王何有”；这番话又使人想到朱熹译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时说的“遏人欲而存天理”，朱熹译注《孟子》时，李世民的这番话或许也在他的视域之中。
  李世民的这番话不是务虚，他是务实的，从“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于是就落实到行动上。“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这是紧接着上面这番话说的，很有点“壮士断腕”的气慨，还以此告诫“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上行下效，勿为一己之所欲一时之享乐而劳民伤财。史称“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可见李世民此言此举，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深远。
  更确切地说，“可以知兴替”的“以古为镜”，应是“以史为镜”。同是“二世而亡”，李世民借鉴的虽然有秦，更多的是隋，而隋之于唐，就在眼前，可谓是殷鉴不远，算不上“古”的。而且，隋文帝杨坚开创的隋朝的基业是很强盛的，以至直到贞观之末，大唐的国力远不能与之比肩。然而，隋的覆灭，也在转瞬之间。因此，李世民也更是时时处处以隋为鉴——以隋的穷奢极欲为鉴，以隋的穷兵赎武为鉴，以隋的堵塞言路为鉴，以隋的君子受压小人当道为鉴。贞观十年，李世民在洛阳宫西苑饮宴，在积翠池泛舟，对陪同他的大臣说：“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资治通鉴·唐纪十》）李世民宴洛阳宫西苑而思以隋为鉴的至少有两条，一是不能以一己之享乐而“结怨于民”，二是不要被“内为谄谀”的小人“外蔽聪明”还自得其乐。李世民说的宇文述、虞世基、裴蕴等人，就是“皆以谄谀有宠”的小人，隋炀帝在这种小人的包围圈中自得其乐，根本就不知民间早已怨声载道。
  李世民不仅以隋为鉴，还以更为切近的突厥之衰败为鉴。贞观元年，当突厥可汗颉利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表请入朝”之时，李世民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 （《资治通鉴·唐纪八》）他以突厥的衰败为鉴反省自己，勿因“骄恣以失其民”，勿因“失道”而重蹈覆辙，要求“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突厥以后又分成东西。贞观六年，其乱基本平定之后，李世民对三品以上官员说：“隋炀帝威加夷、夏，颉利跨有北荒，统叶护雄据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与公等所亲见，勿矜强盛以自满也！” （《资治通鉴·唐纪九》）此处说的“雄据西域”统叶护乃是西突厥可汗，“跨有北荒”的颉利则是原先“表请入朝”尔后又几经反复的东突厥可汗。李世民就这样遇事皆告戒文武大臣也告诫自己“勿矜强盛以自满”，此所谓居安思危。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问他身边的大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魏徵各有所见，李世民作了客观的评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房玄龄等都说：“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再次对身边的大臣说：“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徵回答说：“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创业与守成孰难是以史为鉴必然会提出的话题。守成之难，因为“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亡秦亡隋以及颉利统叶护之衰败都是例证.。经历创业之艰辛的李世民并没有说创业易而守成难，他只是说，“创业之难，既已往矣”，而“守成之难”，才是他们需要认真面对的。“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才会知守成之难，知守成之难，才会“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此二者亦互为因果，（《资治通鉴·唐纪十一》）
  恐者，惧也。常恐者，时知畏惧也。这是居安思危的题中必有之义。
  贞观元年二月，李世民对左右大臣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所谓“上畏皇天之监临”，其实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不知道李世民是否相信“天意”“天命”“天谴”，但从“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看，在他心中，“天意”与“人望”是一致的。至于“下惮群臣之瞻仰”，大概是怕“上梁不正下梁歪”罢。至少，李世民从他即帝位之初起，就懂得身为帝王，更不能为所欲为。他自己就说过：“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注杜正伦接着他的话头说，“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资治通鉴·唐纪八》）
  贞观十年, 吐谷浑归顺之后，李世民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无惧，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诸公匡其不逮耳。”他希望满朝文武能够及时匡正他的过失，不要“以为事小”而“不复执奏”。（《资治通鉴·唐纪十》）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手段不同，“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目的只有一个，即“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你只要稍有懈怠，中了某一圈套，“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三》）这也是李世民之惧。
  只有居安思危的人，才能时知畏惧。汉文帝刘恒如此，唐太宗李世民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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