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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报国的岳飞最终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死，给职场中的我们敲下了一记警钟:就算你再有能耐，总是让领导不放心、不开心、不省心、不安心、不顺心，你将“必死无疑”！ 遇到一个不自信的领导本身就是件很麻烦的事。你不做，他不开心；你做了，但是做不到，他很不开心；你做了，做到了，他也不开心。
赵构是作为靖康之难后仅存的皇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走上领导岗位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这位仁兄很有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当皇帝。岳飞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高宗赵构。
自从当上领导便屡受惊吓，先是来自敌人的惊吓，以致惊吓过度失去了生育能力；后又遭受自己人的惊吓——御营军官苗傅、刘正彦举兵起事，逼迫高宗退位，并加以软禁，若没有张浚、韩世忠、刘光世等人，领导权几乎就被颠覆。在这样的惊变之后，赵构肯定对武将更加地猜疑和担忧。 在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领导手下做事情，那肯定是很艰难的。除了干事业，还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树立形象、维护关系和表达忠诚。有四个基本问题一定要处理好：首先是让权不让权，其次是听话不听话，第三是闪耀不闪耀，第四是依赖不依赖。
那么岳飞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能人又是“牛人”，让领导不放心。
有本事的人不听话，关键时刻还讲条件耍态度，这是岳飞被杀的第一个因素。 岳飞和高宗两人关系的转折是在绍兴七年春。宋高宗本已慷慨允诺岳飞指挥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大举北伐，却因张浚和秦桧的说服，取消成命。岳飞愤慨辞职，为亡母守孝。高宗派人请岳飞出山，岳飞坚辞不就，一连发了三道诏书，拖了六天才把岳飞劝了回来。 我想这个时候的岳飞是企图用这种赌气的方式来唤起皇帝的觉悟。但是，此举可以说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摆明在要挟皇帝。这件事皇帝表面上是宽恕了岳飞，其实他这口气实在难以下咽。后来岳飞向赵构谢罪时，赵构说：对于你的轻率举动，我并没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惟有剑耳”。这句话不软不硬，杀机四伏。可以说岳飞的不听话、不服从已经给君臣关系和自己的命运蒙上了阴影。
2.能人又是“名人”，让领导不开心。
宣传自己过度，超越了应有的角色，这是岳飞在做事业过程中一个不应有的疏忽之处。 岳飞太想做事业、立功名，但忘记了背后还有赵构一双审视的眼睛在时时关注着他。岳飞的部队叫“岳家军”，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试想，领导出钱，给职位，给资源，给任命，让你来指挥，而你成立的军队却叫'岳家军’，这不等于心里没有上级、没有公司，只有自己吗？ 事实上，南宋初年，确实由于军事作战需要，很多领兵的大将都坐镇一方，招兵买马，恩威并施，国家的队伍就跟自己家的队伍一样。士兵只听将军的，不听朝廷的。而岳飞的部队所向披靡，每次收复河南失地，老百姓箪食壶浆，来慰问感谢，感谢的是岳飞，感谢的是岳家军。这里边根本没有皇帝什么事儿。 这就好比公司业绩飙升，开个记者招待会，旁边新任命的市场部负责人被记者团团包围，在闪光灯下侃侃而谈，使劲宣传自己获得满场喝彩，领导往那儿一坐却没人搭理，根本没有领导什么事儿，你说旁边的领导该是什么心情？这叫功高盖主，势大压主，犯了大忌。
3.能人又是“直人”，让领导不省心。
岳飞听说金朝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就上奏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设皇储。宋高宗立即驳回，说武将不应干预朝政。宋史记载，岳飞北伐不成，到首都见到了皇子，我们的岳元帅高兴地说：“国家得到了好领导啊，北伐中兴的大业，就要靠您了。”
赵构本来就心虚，之前已经有武将拥立太子废除自己的先例了，这次，实力更强的岳飞起劲地夸皇子，参与接班人事宜，让赵构心惊肉跳。特别是岳飞坦言：“中兴的基业，就在这个新领导身上了！”这句话里边包含的对目前领导的间接否定和对未来领导的期待，令赵构更加不安。在皇储问题上，岳飞的坦诚犯了大忌！
4.能人又是“贤人”,让领导不安心。
岳飞做事业太无私了，把公司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情完全投入，对上级没有任何要求。这种太完美没有缺点的人反倒让领导害怕。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既不贪财，也不好色，还不沾酒的人：有人要送美女给他，被岳飞退回；年轻时岳飞喜欢喝酒，皇上劝了他一次，他从此就滴酒不沾；皇上要给他盖房子，他不要，还说：“敌未灭，何以家为？”又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这样一个不爱钱、不好色、不好酒、不置家产、不怕死，也不贪财的人，图的是什么呢？难道图我的江山？这让赵构心里怕怕的。忠诚度的核心就是相互的依赖感，而“无欲无求”恰恰影响了这种依赖感，所以反而遭人怀疑，这是岳飞犯的一个错误。水至清则无鱼，有本事的人如果让别人失去了这种依赖感，那么怀疑紧跟着就来了。
5.能人又是“犟人”，让领导不顺心。
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赵宋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南宋初，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是权宜之计，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 赵构在绍兴七年以后，逐步坚定了以战促和的决心。高宗为了取得武将对“议和”的支持，特别赐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并提升岳飞为开府仪同三司。升迁本来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固执的岳飞坚决不接受，皇帝委曲求全连下三道诏书，他才接受。 但在接受的同时，岳飞自己也连续上表，提出形势不容乐观，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他要求皇上追回成命，出兵北伐，以便“保全臣节”。如此的不识抬举、不理解领导意图，确实有点激怒赵构。就在岳飞最后一次北伐前，他还反复叮嘱岳飞不可反击过界，北伐目的在于“有限反攻，以战求和，不要全线追击”。 今天看来，高宗这样做有多重目的：一是不要招致强敌反攻，以乱议和大局；二是不要孤军深入，以防寡不敌众；三是防备岳飞积累太多政治资本，以威胁皇位。显然，岳飞没有看到这步棋，他一打起来就不回头，而金兵对岳飞早已是闻风丧胆，就向宋朝放话要挟：如果要想议和，必须杀死岳飞，否则将吞并宋朝。这完全与皇上旨意背道而驰。 据说当时有两个小道消息促成了皇帝杀岳的决心：第一是说，岳飞三十出头就当上了节度使，岳飞有一句话说“在我朝这些大将里面，能三十出头当节度使的，除了太祖，只有我岳飞一个人”；第二是说，岳飞解了兵权之后，岳云和张宪在湖北襄阳举兵要拥岳飞，要武力挟朝廷恢复岳飞的兵权。结果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岳飞不合时宜上表，言词激烈，要求恢复自己的兵权。这种做法授小人以柄，让皇帝更加疑心了。 岳飞抗金心切，固执地要求增兵、增权、提议建储、不按领导意图办事、拒绝升迁等行为恰好都触犯了宋高宗的深忌，甚至连留意翰墨、礼贤下士，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他一再真诚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宋高宗是根本不信的。
当年，韩世忠曾质问宰相秦桧，岳飞到底是犯得什么罪？秦桧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岳飞的罪是“莫须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也许有罪”的意思。其实，岳飞确实就死在威胁皇权的这种可能性上。 作为一代名将，岳飞亲自参与指挥了一百二十六次战役，没有一次失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文武双全，著有《岳武穆遗文》（又名《岳忠武王文集》），其《满江红》词成为千古绝唱。
但是，在忠诚度管理上，岳飞没有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上级，这个上级有怎样的需求。投身一个公司，立志报效公司，但是却无法获得老板的信任。最后，贡献越大本事越大，领导越害怕，只落得受屈而死，实在可惜可叹！ 在这一点上，与岳飞同时代的韩世忠似乎看得更透彻一些，在交出兵权以后又主动放弃了军职，骑驴纵酒游西湖，不见人、不谈专业、不谈事业，那其中的几分无奈、几分豁达，只有当事人自己心中了然……(赵玉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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