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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评论
文/廖保平
常熟童工事件被披露后,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一致谴责。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些童工是因为家里贫困上不起学,被中介卖给黑心老板。可是,卧底的拍客发现,这些孩子外出打工,并非因为家里贫困上不起学,而是觉得读书无用,“出来打工既能赚钱,又可以被村里的同龄人‘羡慕’,尽管很累,但出来也不想回去了”。
这一解释超出了很多人的固定思维,人们往往尽可能悲惨的去想像这些孩子的际遇。然而,这些孩子并非因为穷才走上这条路。他们有银行卡、有手机,甚至有电脑,穿着也不差。他们的家庭只靠种地一年也能有上万的收入,更何况现在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上学花费很少,读书根本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们不想读,认为读书无用,当地一些上了大学却没有找到好工作的个案,也加深了这一认知。卧底的拍客还提到,在这些童工的家乡,初一有500名学生,到了初三只剩300人。可以想见,进入高中阶段,会有更多的孩子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而辍学,并去发达地区打工。
可以说,童工问题只是“读书无用论”在这些偏远山区功利而又残酷的选择的结果。我们固然要谴责中介、工厂的黑心,政府的监管无力,也哀其父母的无知。但更要看到,这种选择不是极度贫困的结果,而是改变相对贫困而采取的一种短视却又无奈的行为。
即这些孩子的父母或其本人并非贫困到必须通过打工才能生活,而是他们显然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阶层日益固化的趋势下,他们深知有背影拼不过有背景,有身份证的拼不过有身份的。
“读书无用论”的前提,是将读书与找工作赚钱联系起来,将读书进行投资——收益分析,这并没什么错。换位思考,一个贫困家庭供一个孩子读大学,当然希望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如果“毕业即失业”,就是投资不能产生预期收益,这对投资行为是一种负激励,我们完全能理解贫寒家庭对这种失败的“难以承受之重”。
所以,让童工回到学校,如今而言,不只是让他们上得起学,而是其上学所付出的成本,将来有可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如果“寒门难出贵子”,就会打击他们读书的积极性,如此,“常熟童工”只会越来越多。因而,增加社会公平,是阻断社会底层向更低的层级下滑的重要托力。
有研究表明,接受更多教育,积累更多人力资本的人,总体上要比接受更少教育的人获得更多收入。对于底层社会的孩子来说,读书、高考仍然是改变命运的不二法门。而且,读书并不只是单纯的物质上的投资收益,还有更宽泛的价值和意义。一个社会不应该消耗、抹杀掉读书的希望,一些贫困地区急于改变命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的宣传不应该缺失,更不应该误导。
□廖保平(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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