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酒席多，一天要吃五六桌，出门苦挣几万块，十天酒席吃一半”“农村红白事,大摆流水席,长达六七天,吃掉一整年”……每年节假日，各地网友都会“吐槽”当地请客吃饭办酒席、大操大办之风盛行。街里乡亲“随份子”被称为是“情分”、是“面子”，可这样的“习俗”却让百姓苦不堪言，“辛辛苦苦外出一年赚的血汗钱，几个酒席吃去了一半”“家里经常是有点空闲钱就‘随’出去了”。
早在三四年前，有媒体就做过统计，八项规定实施后，从中央到地方，关于领导干部婚丧嫁娶有关禁令达数百个，“报告制”“限桌令”“限礼金令”“限客令”……规定细致严格。最近两年，很多地方对于“群众操办酒席”也出台过不少大大小小的规定与限令。那么各地方执行的怎么样？“大操大办”之风是否得到有效遏制与缓解？
立下“红九条” 树起“新风气”
“每逢佳节酒席多，一天要吃五六个，出门苦挣几万元，十天酒席吃一半。”这是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曾经流传的一句顺口溜。
“那时候不仅有订婚酒、结婚酒、搬家酒、祝寿酒、满月酒，还有剃毛头酒、生日酒、甚至落难酒，这些酒席不仅将大伙的荷包吃空了，时间也吃没了。”说起过去滥办酒席的现象，塘约村村民彭珍祥直摇头。他坦言，面对五花八门的酒席，大家是既害怕又无奈。
2015年初，塘约村以整治滥办酒席风气为契机，广泛征集群众意见，最终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制定了“红九条”，并为违反规定者设置了“黑名单”。
塘约村驻村的干部王璐告诉记者，“红九条”颁布后，对村民酒席进行了严格规定，整个村只能办“婚丧嫁娶”酒，礼金最高100元。红喜“餐标”为8菜1汤，每桌成本不能超过100元，请客不超过30桌；白喜就吃“一锅香”，不上瓶子酒，不发整包烟，请客不超过40桌。
“开始实施的时候有一家人办红喜多加了一个凉拌菜，违反‘八菜一汤’规定，被处罚1000元，且纳入黑名单管理3个月。”王璐说，为了严格管理，村里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组建了30余人的服务队伍，免费为村民提供酒席操办“一条龙”服务，服务队所需设备及服务人员劳务补贴全部由村集体资金统一列支，大大减轻了村民的负担。
“自从‘红白理事会’成立后，全村的酒席总量减少了70%，我们用60万换回之前村民浪费的3000万，这笔账怎么算都值。”左文学笑着说，现在大家办酒不比酒水高低、客人数量、菜式花样，比的是节俭。
成立理事会 打破“老规矩”
“按‘老规矩’，村里办红事每桌要8荤8素，烟酒也是比着买贵的，摆席设宴两三天。”老张头在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岳村生活了大半辈子，对于村里这些“讲究”他再熟悉不过。
“关键是铺张浪费严重，宴席的菜根本吃不完。红事不大办，面子上过不去。白事不大办，别人背地里说你不孝顺。” 岳村红白理事会理事张焕仁说道。长久以来，村里“大操大办”的“讲究”都让全村人“头疼”与无奈。
2017年1月，岳村社区两委会上就村民红白事攀比风气越发严重的现象进行讨论，计划通过设立红白理事会、成立红白事管理规章制度等方式来牵头“打破老规矩”。于2017年7月1日正式出台了岳村社区居委会红白事管理办法，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理事会由村里三位有威望的老党员组成。
“红白事管理办法一出台，老百姓们连连称赞。红事从酒席数量、烟酒菜标准等方面都作出要求，白事坚决取缔穿大孝。”岳村社区居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王爱年说道，“谁家要办红白事就及时告知理事会并交押金1000元，如果能够按照规定执行，理事会退还押金并再奖励500元。近半年多来村民无一违法规定。”
“过去办场白事最少也得一万多。前几天同村一户刚办了白事，只花了一千多，办得也挺好。”村民侯大爷说。
移山易移俗难 塑文明新乡风
然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有效实施限制规定。“结婚、过寿宴送礼少则一两百，多则四五百，家家被礼钱搞得焦头烂额。”来自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民乐乡的陈先生给人民网留言，希望政府部门能“管管”。
在云南，麻江、德江等区县也曾出台过群众操办酒席的相关规范。然而，仍有个别地区群众反映“大操大办”之风依旧盛行：“早就听说政府杜绝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为什么一直没有落实到位？现在的农村还是依然如旧，进新房、开财门……这样一直下去农村经济条件必然会倒退。”
“政府屡屡倡导，为何总是得不到遏制？”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的一位网友的留言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回复：根据中共凤冈县委办公室、凤冈县人民政府办室关于印发《凤冈县规范操办酒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县民政局指导各村（居）委员会并督促村（居）委员会对滥办酒席进行整治，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个别的村（居）民利用村居委员会节假日放假，督查力度有所减弱的时机违规操办酒席，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当地相关部门也作出承诺：下一步县民政局将会同乡（镇）政府督促村（居）委员会对社会滥办酒席行为督查力度，杜绝违规操办酒席势头蔓延。
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地区都普遍存在。近年来，各地为了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纷纷推出村规民约。然而，也有一些群众不以为然：“老祖宗传下来的习惯怎么能改，家家户户都是这样过来的。你定你的规矩，放不放鞭炮、摆不摆盛宴那是我的事。”
移山易，移俗难。千百年来，淳朴的乡村群众一直遵循着民间形成的老规矩。拿农村婚丧嫁娶来说，作为人情往来，其本意是维系情感，但是在一些地方，人情消费逐渐掺杂了一些功利意识和攀比心理，使得一个好的传统习俗变成陋习，助长了奢华之风。
对此，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相比移风易俗，监督干部应该更有办法去解决。党员干部作为先进代表，对群众有足够的影响力，其一举一动能起到模范作用。若干部能长期坚持发挥带头作用，在婚丧事务中，崇尚简朴低调、杜绝铺张浪费，移风易俗便也能立竿见影。
另有评论指出，“移风易俗”多数是为了社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价值共识，所以无论是红头文件也好，乡约村规也好，无论是规则本身还是执行程序，都必须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标尺来丈量；移风易俗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用短期规定来规范行为不算难，真正能起决定作用的是移除人们心中的不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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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醒、李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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