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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带着对贫困群众脱贫的使命感，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撒下“播善减贫”的种子。30年春华秋实，基金会已成长为中国扶贫公益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累计筹措善款58.52亿元，受益贫困群众达3342万人次。
6∶4
基金会大额捐赠和公众捐赠额度比例由过去的8∶2左右变成6∶4，公众捐赠资金逐年增加
425万
顶梁柱保险项目为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再加一道保险，为425万人次提供保障
扶贫扶到根上
61岁的蔡景兰，曾是河北省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的贫困户，如今是村里精品民宿——“麻麻花的山坡”的一名管家。现在的她“不出家门口，三薪挣到手”：去年管家收入近4万元，此外还有一份房租和分红收入。“现在，全村老百姓都吃上了‘旅游饭’，村里的土鸡蛋卖20元一斤还供不应求，我们不仅脱了贫，还要致富呢！”灿烂的笑容写在蔡景兰的脸上。
南峪村背靠野三坡国家森林公园、百里峡景区等多棵“大树”，可2014年全村贫困发生率还高达67.7%。
201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村里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工程，盘活闲置的农房、土地等资源，创办民宿，成立合作社搭建经营平台，带动贫困户就业和农副产品销售。南峪村的面貌随之脱胎换骨，扶贫基金会也找到了让扶贫项目更见效的可行方法，“南峪村模式”被快速复制。
“我们早期的扶贫项目过多考虑受益面，以分散投入的输血式帮扶为主，单个项目就像豆子倒入漏斗，总也填不满。”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刘文奎说，后来基金会调整思路，开始在特定区域一次性集中投入资源，整体推动村庄发展。
2004年开始，扶贫基金会在四川大凉山几个贫困村庄探索整村脱贫模式，每个村建设了多个项目。可3年项目实施完成后，群众的发展能力并没有被带动起来，专家一撤出，很多项目就无法继续。
“经过多年探索改进，甘达村扶贫项目的‘漏斗’终于堵上了。”刘文奎回忆，2010年玉树地震后，基金会帮助玉树县结古镇甘达村成立合作社，建起了一支运输车队，并十分注重给贫困群众“赋能”。运输队很快就挣回了买车的钱，灾后重建结束后，合作社又把一些大卡车换成大客车，跑起了长途客运。车队还带活了批发市场，带火了甘达牌的酸奶和糌粑。“直到现在车队和批发市场都还在健康运行，村民每年都有分红。”
从失败到成功，中国扶贫基金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找到合适的产业，建立稳定的组织形式带动贫困群众参与，贫困村庄才能慢慢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刘文奎说。
帮扶帮到点上
“感谢大家，为我们家解决了这么大的困难。”陈登全说着，一个劲地往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手里塞刚烤好的米饼。家住云南省镇雄县赤水源镇木瓜村的陈登全，患有股骨头坏死症，是扶贫基金会的顶梁柱保险项目，让他动了手术换了股骨。
“顶梁柱保险项目对贫困患者住院费用中的自付部分给予补充报销，在国家现行医疗保险政策的基础上，为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再加一道保险。”项目负责人介绍，截至去年底，项目共为425万人次提供了保障。
要干就沉到底，破解政策最后一公里难题。瞄准这个目标，扶贫基金会持续发力。
教育扶贫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意义重大。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的高山峡谷里，散布着153所学校，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突出。扶贫基金会的“爱加餐”项目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落地泸水。一份份蛋奶营养加餐，让孩子吃饱吃好，52个爱心厨房，一举解决偏远小学食堂供餐困难。项目实施10年来，累计受益学生近百万人次。
留守儿童问题是贫困地区家庭之痛。如何让留守儿童有人护，有人帮？
扶贫基金会推出“童伴妈妈”项目，帮助贫困村聘请一位全职的儿童守护专员，打造童伴之家，开展各种服务活动，建立村级留守儿童监护网络。
江西省乐安县南边村近200名留守儿童有同一个“童伴妈妈”——袁小琴。去年中秋节，袁小琴给每个孩子录制了一段视频，发给在外打拼的父母，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目前，童伴妈妈项目受益留守儿童达19万余名。
“瞄准痛点和难点发力，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始终走在前面，他们的很多项目对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工作形成了强有力的补充。”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陆汉文这样评价。
创新创到势上
最近，缅甸仰光莱达亚区第三小学学生宁懵随伊背上了新书包，她逢人就夸赞：“爱心包裹里面的文具真实用。”
“小包裹，大爱心。”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介绍，爱心包裹项目累计筹集社会捐赠超过6.7亿元，项目在惠及国内591万名学生的同时，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今年还将有20万个以上的小学生，和宁懵随伊一样背上新书包、用上新文具。
“每个月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爱人一起到邮局，通过系统随机选择3名贫困学生，给他们寄送爱心包裹。”解放军防空兵学院教员张弓胤说，捐助阳光透明，能收到受益人填写的回音卡，知道自己的钱帮助了谁，非常放心。刘文奎介绍，截至2018年底，项目共接受个人捐赠370.6万笔。
除了公信力，影响力也是公益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扶贫基金会开通网络募捐，发起微信捐款，与支付宝合作搭建“人人可公益”平台，公众的参与成本降低了，基金会的筹款能力提高了。过去基金会的大额捐赠和公众捐赠额度比例一般在8∶2左右，如今这个比例变成了6∶4，而且公众的捐赠资金仍在逐年增加。
除了利用新技术，扶贫基金会不断创新公众参与形式，为构建大扶贫格局添砖加瓦。“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给扶贫公益事业提出了新要求。要弘扬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新理念新方式吸引更多公众参与，让公益人人皆可为、皆愿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说。
善行者就为公众参与打造了一个创意平台。项目鼓励公众4人组成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50公里徒步挑战，通过募捐动员身边人支持公益。“我参加了全部五届的活动，共募捐了41万多元，为贫困地区的学校捐赠了7座爱心厨房。”善行者老队员陈文泽说。
30年砥砺前行，30年一路创新。郑文凯介绍，未来扶贫基金会将打造成一个资源整合的公益平台，从主要靠大额捐赠到更多动员公众参与捐赠，从传统一对一筹资到建立网络信息化筹资平台，继续创新拓展大扶贫。
最好的纪念不是回望过去，而是书写新篇。郑文凯说：“现在距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不到两年时间，扶贫基金会要继续做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排头兵。”筹集资金10亿元以上投入脱贫攻坚，带动1000家企事业单位、3250万人次爱心人士捐赠支持……翻开新的三年规划，脚踏实地、俯身躬行的扶贫基金会，三十而立再出发。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30日 06 版）
(责编：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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