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医生问诊是讲究流程，“凡事一项一项来，做细，做精，不是国内医护做不到，而是如果要做到，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法看病的。”
“看着我的眼睛，你敢见我吗？你跟我说没有医疗危机，你敢吗？”
近日，一段令人心碎的视频在社交软件Facebook上疯传。在视频中，生活在加拿大的33岁母亲罗德翰控诉，两年来自己都找不到家庭医生看病，等到医生确诊时，已是肛门癌晚期。
截至到4月29日，该视频已观看超过数百万次，转发超过10万次。这一视频的传播使得不少人开始关注国外的医疗服务上，有人在网络上质疑，“两年都预约不到医生，真的吗？”
Plus 君发现，许多人可能都觉得看病太贵，要是国家能实现免费医疗就好了。但事实是，免费医疗付出的代价人们不一定能够承受。放眼世界，虽然部分国家提供免费医疗，但往往都面临排队过长、效率低下等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是世界性的难题。”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外科体外循环医生贺子剑表示，虽然中国医疗投入、医护人员不如部分国家，但是因为有医护人员的付出，不少人还是能有机会接触顶尖专家，“在国外，这是很难的，因为费用很高”。
如何既能保证医疗资源供给，又能建立良好的就医格局？目前，中国的新一轮医改，正是要通过家庭医生制度、医联体建设、对口帮扶等手段，建立分级诊疗格局，做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县” ，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局面。
33岁母亲控诉自己因排队过长拖成癌症晚期
“我抗争过。我为自己的生命抗争过。但我找过三家急诊室，都看不上病，甚至被扫地出门。” 罗德翰说，等到她最终确诊时，已是癌症三期，这意味着病灶已经扩散，需进行全身化疗。
迟到的确诊结果衍生了一连串的悲剧。由于接受了30次的化疗，年轻的罗德翰不仅掉光了头发，而且丧失了生育能力，“才33岁啊，我已经绝经了。”
在罗德翰看来，导致自己晚期肛门癌的凶手是整个医疗制度，“新斯科舍省的总理，你敢和我面对面吗？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个地方并未处于医疗系统危机之中，敢吗？”
这一声泪俱下的控诉视频不禁让人思考：加拿大的医疗制度怎么了？
加拿大实施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与中国人可到医院选择科室挂号就医不同，加拿大实行的是家庭医生+专科医生的制度，也就是说，病人必须先看家庭医生，然后转诊至相应的专科医生。
不过，在加拿大，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据加拿大统计部门的调查数据，2016年，在12岁及以上的加拿大人中，有15.8%的人没有固定的健康咨询师； 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有35%的男性和20%的女性没有家庭医生，而放眼全年龄段，加拿大没有家庭医生的公民有近500万。
英国情况也类似。二战后， 英国通过创立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免费医疗服务，规定“凡是在英国居住的公民，不需要取得保险资格，都有权利享受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免费门诊医疗、住院医疗和药品，但需自付挂号费。”
对于不少普通老百姓来讲，这是他们能看得起病的唯一途径。部分有钱人绝对不会选择等待，因为他们有私人医生，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免费是好事，但也有极其高昂的代价——效率低下，排队等候时间极其漫长（可能以“月”为单位计算）等。
事实上，我国曾有过一段类似于“免费医疗”时期。在改革开放前，从广东到全国都实行单一公有办医体制。但这一体制造成了“无医可看”的局面。当时，广东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突出。1978年，广东的医院及卫生院仅有1968家，床位9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6万人。
为了缓解供需矛盾，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即从经济管理入手，开始了医疗卫生改革的探索。
“在中国再穷的病人都有机会见到顶尖专家”
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探索，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向公益性质转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公立医院体系建设缓解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平等和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在中国，再穷的病人，有机会见到中国最顶尖的专科专家，在国外完全不可能，除了费用是国内的十倍以上，预约，排期，想见到都不可能。” 贺子剑认为，虽然国内医疗投入比不上部分国家，医患比比较低，但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不比欧美国家严重。
个中原因是什么？ 贺子剑提出一种看法： “ 是医护人员的牺牲与付出。”
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的黄天华对此颇为认同，“以加号为例，每一位医生是在付出自己休息时间，为患者解决问题。”
谈起加号原因，“一般医生加号，有的是根据客观情况，病人情况太严重了，没办法必须收，有些是出于主观情感因素，觉得病人来一趟，不容易，也要收。 ”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足。”
日前，因双方沟通不充分，上海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赵晓菁为了维持就医秩序，与家属发生冲突。在患者报警后，警方到场带走了赵晓菁并使用了手铐。目前，经沟通后，双方已达成谅解，事件很好处置，但仍然迅速引发了医疗界的广泛关注。
在贺子剑看来，“仁济医院事件发生是必然。” 因为这折射了更深层的问题—— 门诊就医秩序过于混乱。“这个事件如果不是专家去阻止干扰医疗秩序的患者，也是保安去阻止，最后带走的不是专家就是保安，事件还是必然会发生。”
在我国， 放眼各大医院，就诊秩序混乱的问题，绝不新鲜。
以儿科为例，每一次孩子看病，身边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因此儿科诊室总是人满为患。对此，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科急诊医生林慧玲有些无奈。
黄天华同样认为，就诊秩序混乱是现有医疗资源与患者的就医需求不匹配，导致患者数量往往大幅超过医院承载能力。
“人多了就容易乱，乱了就容易产生冲突。”
在国外，医生问诊是讲究流程，“凡事一项一项来，做细，做精，不是国内医护做不到，而是如果要做到，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法看病的。” 贺子剑认为， 由于国情特殊， 我们需用少投入办更多事情，看更多病人。
仁济医院事件发生后，一篇《上海各大医院做出新规定，上海各大医院不再加号了》的网文在医生群体中引起反响。文中指出，以上海华山医院为例，医院在诊室门外贴上信息：专家门诊概不加号 一律预约； 凭当日挂号单到号入内就诊 一律不照顾；
虽然帖子真实性待查证，但是反映了部分医院和医生不愿意加号的心态。不过，身为名医生， 黄天华还是愿意给病人加号，但有个前提，“你愿意等，我就给你加， 你不愿意等，那我就不跟你加号。” “对医生来讲，加号确实是额外工作。” 黄天华强调。
分级诊疗模式有望缓解大医院的就诊秩序困境
罗德翰的悲剧在暗示：看病难看病贵是世界难题，发达国家一样存在。
2009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一轮医改全面启动。新医改明确，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并提出，要逐步实施分级诊疗。
在《中国分级诊疗实施现状研究》中，作者许雪冉曾定义分级诊疗为“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做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 康复回基层”。
“分级诊疗是中国人原创的，国外学的我们，农村的赤脚医生，城市里的厂医，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家庭医生，”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咱们自己把它丢了。”
过去，在市场化导向下，中国曾经的分级诊疗体系被打破，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严重削弱，民众无论大病小病都习惯到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看，形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状况。
新医改后，青海、上海等地开始试点分级诊疗，但由于上述试点范围小，影响不大。为了加快我国分级诊疗工作的实施，在国家“十三五”医改规划中，将分级诊疗作为医改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我国到2017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要逐步完善，到 2020 年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许雪冉曾归纳，目前我国分级诊疗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医疗联合体方式，根据医联体内的合作方式的松散及紧密程度，又可细分为医院托管、医疗协作、医疗集团等三种形式
所谓的区域医疗联合体简称“医联体”，是将同一个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使医疗资源上下流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常在一个区域内，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均可组成一个医疗联合体。
在医联体内，各单位共享公共资源， 互认检查项目，派专家指导，让基层老百姓享受到省级专家的同质化服务，实现“大病不出县”。
第二种是发挥医保的指挥棒作用。各地以当地常见病为切入点，发挥基本医疗保险的引导和制约作用，规定纳入分级诊疗试点病种管理的患者报销比例高于普通疾病，不按规定转诊者降低支付比例。
第三种是网络型模式，分为家庭医生签约和慢性病管理两种。该模式主要以老年人、慢性病人为重点，以全科医生为基础建立综合的三级医疗网络，服务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医疗服务，而且也重视向预防保健、康复护理等领域延伸。
何为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 许雪冉定义为“通过全科医生与服务家庭签订协议并为居民提供方便、高效的基本医疗服务” 。
家庭医生是推动分级诊疗、缓解“看病难”的关键一环。4月9日，广东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措施落实的通知》，表示将通过建立家庭医生预约诊疗模式、提供中医药服务、建立家庭药师队伍等方式，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亮点之一是医生服务1名签约患者不低于8分钟；同时，家庭医生可根据上级医嘱开具处方，签约居民不需前往大医院排长队拿药了。
家庭医生签约如火如荼、医联体建设快速发展……新医改启动十年来，李玲认为，“老百姓的获得感是有的。”但对比政府财政投入的力度，这种获得感“还有距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健委原主任方来英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医改有成功，不过“永远在路上”，“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记者】黄锦辉 李秀婷
【校对】蓝淑茹
苏公网安备 320902020007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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