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锐
副标题: 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版次：2019年
字数：230千字
关于如何读历史，晚年章太炎如是说
章太炎晚年表彰王学、提倡读经，所侧重者，多为“修己”之道，鲜有涉及“治人”之方。关于后者，既然依章氏之见，晚近中国诸多弊病，皆由历史上各种因缘凑合而生，那么洞悉与根治之道，最为有效者便是熟识中国历史。所以他强调经学当中“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学，治人之道，则史家意有独至。”【1】关于章太炎之史学，钱穆在章氏去世不久，特意撰文强调:“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并指出章氏论史有民族主义之史学、平民主义之史学、文化主义之史学三大要义。【2】这一认识，颇能洞察章太炎学术之特色。他晚年在许多文章与讲演中，都在极力强调读史的重要性。
诚如钱穆所言，历史之学，向来为章太炎所重视。在清末，他曾立志以新体例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06年东渡日本后，他视历史为国粹最主要的载体，可以借以激发民众爱国之心。对于古代经书，他以历史视之，其意义在于将古代事状详细记录，强调其中实无微言大义，通经致用，纯属无稽之谈。他指出：“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所以“不言孔学则已，若言孔学，愿亟以提倡历史为职。”【3】
晚年章太炎
及至晚年，章太炎再谈读史之道，其侧重点较之先前已有不同。陈寅恪论清代经学兴盛，“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之才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4】在晚清讫于民初的许多讨论清学史的文章里，章太炎都极力表彰清人治学实事求是、言不空疏，其学术成果虽不能致用，但可收稽古之功，对民族文化的保存贡献良多。但在晚年，章氏则认为：“明世士人，不可与道古；然于朝章吏法，靡不周知。故虽弱冠释褐，出宰远县，处分公事，晏然有余。上至监司，亦未尝特延幕僚也。清世士人，知古不知今，适相反矣。”【5】他对清代学风显现出不满之意的背后，就是强调治学应以致用为旨归。因此他在那一时期所提倡的读史之道，便是借读史以求致用，使之成为“治人”之学。
然历史所指，至为广泛，世间万物，一经时间沉淀，无不成为历史陈迹。在章太炎看来，推崇历史，尤当有所着重。在1920年于湖南第一师范的演讲中，他说道：“我们读史，应知大体，全史三千多卷，现在要人全读，是不可能的事。《资治通鉴》和《通典》、《通考》，却合起来不过六、七百卷，可以读完的，不可不读。这个里面也有许多可以不读的，如五行、天文等类，用处很少。至于兵制、官制、食货、地理等重要门类，应该熟览详考。其余烦琐的事，不考究本不要紧，只讲大体也不纷烦，这是读史的途径。”【6】在这里，他提出当今之世，读史应识“大体”。所谓“大体”，包括了兵制、官制、食货制等，凡此皆属传统史学中的典章制度之学。章太炎论读史，于此处三致意焉，可见他希望通过阅读中国历史，能熟记古今治乱兴亡，进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一个于国于民皆有益的人。他晚年所提倡的“治人”之学，便是在这个思路之下具体展开。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人反对否定中国文化，这虽与章太炎立场相近，但其观点却是：“吾民族之可宝贵者，乃此所以形成东方文化之精神（原理），而非其所演之事迹。”【7】将历代史事略而不谈。后来出于爱护传统而大谈中国文化意义为何、东西文化异同何在者，其思路与此少有二致。这种处理方法，虽有其苦心孤诣，但使中国历史渐成一抽象名词，文化云云，可任人描述，历史上政治活动与政治制度之变迁所能给今人的借鉴，反而不被看重。两相比较，可见章太炎晚年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阐释，自有其特色存焉。
章太炎指出：“盖历史譬一国之账籍，彼夫略有恒产者，孰不家置一簿，按其簿籍而即瞭然其产业多寡之数。为国民者，岂可不一披自国之账籍乎？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志，何能知其梗概！且历史非第账籍比也，鉴往以知来，援古以证今，此如奕者观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天下事变虽繁，而吾人处之裕如，盖应付之法，昔人言行往往有成例可资参证，史之有益于吾人如此。”【8】不特此也，“从古讫今，事变至赜，处之者有经有权，观其得失而悟其会通，此读史之益也。盖人之阅历广则智识高，智识高则横逆之来无所惴缩。故读史须贯穿一事之本末，细审其症结所在。前因后果，了然胸中。而一代之典章制度，亦须熟谙而详识之。”【9】然古人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与人之间禀赋有异，对历史的理解能力亦因之各有高下之分。关于教授之道，章太炎尝言：“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随所挹饮，皆以满其腹也。”【10】因此在读史方面，章太炎将其分为两种境界：“读史之士学力不同，见识亦异。高者知社会之变迁，方略之当否，如观棋谱，知其运用，读史之效可施于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备行政之采择。”【11】总之，虽然境界有高下，然其目的皆为经世致用，成为体用兼具之学，而不仅仅是多识前言往行，上者自润其身，下者自炫其博而已。
在晚年的许多演讲中，章太炎以史为鉴，指出治国经世，必须对中国历史有所熟知，各种制度建制，必须与历史情境相吻合，不能不顾一切，因热衷某种学说而强行将其实践，否则后患无穷，误国败身，失之甚矣。他指出：“宋之王荆公与现在国民党之总理孙逸仙均中不明历史之病，王荆公不许人读史志，毁之曰‘断烂朝报’，孙逸仙似未精究历史，却也具有王氏之遗风，所以国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荆公与孙之国民党同因不谙已往之史迹，以致爱国心衰。自王荆公倡不读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国缔造已二十一年，前后茫茫，亦可惧也。”【12】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来，反对者日渐增多，朝堂之上，顿成党争之局面。司马光执政后，悉废新法，率由旧章。再后来宋哲宗以章惇为相，后者以恢复新法为号召，改年号为“绍述”，其党羽有曾布、吕惠卿、蔡京等人。这些人都被时人以奸臣视之，后来蔡京掌权，更是假借新法之名，多行掊克之政，并致使政风大坏，引导宋徽宗骄奢淫逸，最终导致北宋亡国。章太炎在此处所指的王安石不倡读史之后北宋朝廷爱国之心日衰，似指此而言。其实王安石是否有视《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论，历来争议甚夥，不少人认为此乃反对新法者对王氏强加之罪。北宋末年党争，内情更是甚为复杂，远非读史与否便可判其良莠。然章太炎宁可将史事简化为不读史之弊，颇能彰显他当时心中的块垒，即认为读史与致用之间关系紧密，不此之图，河清之日，茫然难寻。
孙中山因为成长于海外，接受西方教育时间甚久，所以旧学根底稍显单薄，对中国历史有生疏之处也是在所难免。不过章太炎批评国民党人因不明历史而导致国步维艰，更多的还是指向宋教仁。在1933年为章氏国学讲习会听众追忆辛亥往事时，章氏指出宋教仁不熟悉中国历代官制变迁大势，而去一味羡慕日本政治体制，认为日本政治制度中内阁可以副署首相命令，再由两院议员决议是否付诸实行，遂欲将其移植于中国。但不悟中国当时所谓“议员”，实不具备宪政制度下应有之素质，致使民国以来，国会名誉扫地。宋教仁自己也由于呼吁政党政治，因而侵袁世凯之权，最后惨遭暗杀。【13】早在清末，当革命党宣传民主共和、立宪派鼓吹君主立宪之时，章太炎就在《代议然否论》等文章中反对这些呼声。认为制度建设必须根植于本国历史，不能盲目追慕他国，否则方枘圆凿，在所难免。他晚年再将此一旧事重提，目的或许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追忆晚近中国的惨痛教训，强调读史的重要性，希望有经世之志者避免一误再误。
晚年章太炎
章太炎晚年提倡读史，另一侧重点便是希望借历史激发起人们的民族主义，这一点虽为章氏史学旧义，但在当时却别有特殊意涵。1930年代日本侵华之迹日益明显，章太炎认为如果国民能对历史有所了解，知道国家疆域沿革，这样就不会接受敌人宣传，同时能激起同仇敌忾之心。1935年他对张季鸾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14】在被自己视为一生研究《左传》之定本的《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中，章太炎论孔子著《春秋》，缘由之一便是“四夷交侵，诸夏失统，奕世以后，必有左祍之祸，欲存国性，独赖史书，而百国散纪，难令久存，故不得不躬为采集，使可行远。”【15】这一点虽为其一贯认识，但晚年再次强调，或可显现在他看来，孔子作《春秋》之志，是处于亡国边缘的今人所应极力秉承者。【16】
1932年章太炎在燕京大学演讲“论今日切要之学”，他说道：“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若是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遑遑，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以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17】同历代典章制度、社会变迁一样，明了历代地理疆域沿革同样非常重要。日本当时为了侵占东北，许多历史学者致力于东北史地之学，通过一系列“论证”，称关内之地为“中国本部”，俨然视东北地区为中国领土之外，以此来为日军侵略行为辩护。章太炎提倡读史应注重边疆史事，便是为了警醒国人认识到日本的侵略企图，通过历史事实来说明东北地区为中国领土。因此他指出：“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18】
但是民国以来的史学发展，却并不像章太炎所期待的那样。近代史学之发展，大致有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三个基础。这一形势下的史学研究，讲究培养专门人才，研究领域分工细密，研究成果乃是严谨的科学报告，而非训诫式的叙事。【19】史学领域的革新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向主要便是以此为准。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提出，对于中国古史旧籍，应进行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视历代典籍为未经整理、散乱无系统的“史料”，必须根据现代观念重新将其编排组合，已成为可读之“史”。而其目标，是通过不同领域的人分工合作，各治一域，扩大研究范围，最终编撰成一部体系完备的“中国文化史”。【20】在这样的风气下，史学研究群起走向“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一途。在北大受教于胡适的顾颉刚，将古史辨伪作为古史研究的重点，声称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皆是层累叠加而成，时代愈后，对古史的传说愈详细，因此需要对上古史事进行全面的辨伪，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以此做到“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总之，送它们到博物院去。”【21】在整理国故与古史辨伪的思潮下，历史研究越发流于琐碎，应斯风而已的青年一代多将焦点放在上古某一段史事的真伪上。因此时人指出：“近代古史之研究尚矣。自胡适氏讲学北大，裨贩其西洋学说于国内，标榜实验主义，涣然大号。陈独秀、钱玄同张其军，一时少年之士，望风而靡，胡氏尝以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方法以自炫，凡所述作，自《中国哲学史大纲》暨《尝试集》以及新文化运动之论著，小说之考证，一皆以实验主义之科学方法为归。而要之，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已。弟子顾颉刚本胡氏之说，以治古史，而有《古史辨》之作。其持欧美之实验主义以衡论中国之古史，而勇于疑古，则又继让清姚际恒、崔东壁诸氏之辨伪精神而大张其军者也。盖自清代朴学大盛，大师辈出，考证之学，超越往古，流风余韵，久而勿替。益以西学东渐，学者论学，好言方法，于是引申科学方法之利器以研究古史，遂成风会。”【22】
此外，受到近代西方与日本汉学的影响，不少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将眼光关注到边疆四裔，认为这是研究国史的新途径，虽然其理想多是预西洋学术之流，进而青出于蓝，但是后果便是治史者多少忽视了中国内地的历史变迁与制度沿革。而说起与西洋汉学争胜，这正是傅斯年等人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动力之一。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里，傅斯年抨击当时学界“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认为太炎学术，少足观者。【23】在傅斯年看来，史学研究应该避免大谈史论与史观，反对将史学视为“国故”或“国学”，而是将其作为与生物、化学一样的“科学”。在研究领域上强调文集考订与史料征集，在具体而微的题目上进行研究。【24】此更与章太炎晚年所强调的读史之道相差甚远。
对于这些史学思潮，章太炎并未视而不见。1924年他在《救学弊论》一文中，强调当前学校文科教学“欲省功而易进，多识而发志者，其唯史乎？”【25】同时他批评当时学界研究历史“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漏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26】除去“尚文辞而忽事实”为针对当时在北大文科与太炎门生关系不恰的桐城派而发外，其他都是在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兴起之史学思潮。他在1930年代的演讲中经常为读史者计算通读古今正史所用的时间，认为“全看二十四史，一日不缀，亦不过四年”，若加上制度、地理、历代奏议等书，“有三年半之功程，史事可以烂熟。”【27】如此这般，多多少少有对抗中研院史语所学风的意味存焉。而在章太炎看来，这些思潮中危害最大者，莫过于顾颉刚等人倡导的古史辨伪。顾氏尝言他的辨伪思想颇受康有为启发，对此章太炎指出：“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余毒遗蠚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28】1935年他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中演讲“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系统批判古史辨派的相关理论。强调后者并非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辨伪传统，而是师心自用，妄论古人，其学说有抹杀中国历史的危害。【29】
虽然如此，章太炎所提倡的读史之道，较之傅斯年等新派学人，其实并不像表面上学派之间的纷争那样泾渭分明。章太炎认为研究历史过于重视四裔，导致忽视中国内部状况。傅斯年在1930年代指出：“请看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我们承认这些工作之大重要性，我们深信这些工作成就之后，中国史的视影要改动的。不过同时我们也觉得中国史之重要问题更有些‘全汉’的，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30】他也在强调国史研究中应以中国内部为主体，而不应一味步洋人后尘。在历史教育方面，傅斯年更是强调将民族主义蕴于其中，应叙述“很足以启发民族意识的事”。如冉闵“屠戮胡虏之行为”，乃是“晋人民族意识之深刻化”。刘裕北伐中原，恢复失地，其功勋“实不在东罗马帝茹斯丁下”。元末韩宋建国，虽冒称宋裔，假托弥勒，“然建号承统，人心归附，本是一场民族革命。”【31】这与章太炎所宣传的借历史激发民族意识异曲同工，甚至其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全面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更是撰写《中国民族革命史稿》，“以历史为根据，说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抵御外侮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用以鼓励民心士气。”【32】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顾颉刚也同样认识到历史对于激发国人爱国之心的重要性。他创办《禹贡》杂志，集合同志，讨论边疆史地，其眼光除了考古，更是基于现实的忧思。在与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里，他自言著此书之目的为“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爰有是书之作。”【33】这与章太炎反复宣扬的读史应识疆域变迁之论甚为相近。由此可见，近代学术，虽有新旧之分，但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之下，会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
另一方面，章太炎将读史作为“治人”之学，其内涵一定程度已脱离传统经学脉络。在传统经学话语里，经典所代表的义理为古今常道，历百世而不磨其辉。但在章太炎看来，研究国学必须知晓古今人情变迁，不可像道学先生一般，“把古代的道德，比做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违背。”【34】因此他强调：“经学徒有其名，只可考古，与今世无干。”【35】将经学的应用范围大为减小，不认为经学可以致用。这一点，否定了汉儒孜孜以求的“通经致用”之道。【36】此外还对宋代以来理学家所反复讲求的从修身到治国一以贯之的思想产生极大冲击，将修身与治国分为两个部分，彼此并无一以贯之之道。关于宋代理学，章太炎先前便指出：“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己，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37】只视其为修身要道，而非致用之术。这正如杨树达所观察的那样，“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38】尤有进者，他在晚年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别作新解，认为六经本是记载前言往行的史籍，以此抬高史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位置。【39】并且他所提倡的读史应注重制度沿革与疆域变迁，了然于历代兴亡，而不是纠结于如何正心诚意，力辨忠奸，这从理学的视角看，其中的“王霸之道”色彩极浓。因此致力于继承理学衣钵的马一浮如是评论：“章太炎之尊经，即以经为史，而其原本实出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真可谓流毒天下，误尽苍生。此其人未尝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说。”【40】熊十力也认为：“太炎博雅，能文章，经学实非其所深究也。”【41】由此观之，章太炎虽然晚年对传统学术颇有阐扬，但在其他以“纯儒”自命者看来，章氏绝非自己的同志。这一点其实对理解章太炎晚年学术颇为关键。
注 释
[1]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425页。
[2]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84—385页。
[3]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88—389页。
[4]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9页。
[5]章太炎：《菿汉昌言》，载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151页。
[6] 章太炎：《在四川演说之九——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188页。
[7]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
[8]章太炎：《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84页。
[9]章太炎：《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86页。
[10]章太炎：《王文成公全书题辞》，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110页。
[11]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441页。
[12]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02页。
[13]章太炎：《民国光复》，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90页。
[14]章太炎：《与张季鸾》，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957页。
[15]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载《章太炎全集》，第6册第270页。
[16]章太炎去世前曾与先前问学于廖平、蒙文通的川籍弟子李源澄反复论辩《春秋》的性质，对后者说视《春秋》为史书，久经世变后，自能体会其重要性，由此可见章太炎晚年的《左传》研究，实有颇为强烈的现实关怀。。
[17]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02页。
[18]章太炎：《历史之重要》，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51页。
[19]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载汪荣祖编：《五四研究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21—222页。
[20]胡适：《发刊宣言》，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11—17页。
[21]顾颉刚：《顾序》，载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四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2]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鸟瞰》，载李竞西编：《无锡国专季刊》，无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1933年版，第32页。
[2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4册第255页。
[24]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256—266页。
[25]章太炎：《救学弊论》，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94页。
[26]章太炎：《救学弊论》，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94—95页。
[27]章太炎：《历史之重要》，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49—350页。
[28]章太炎：《汉学论上》，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1页。
[29]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412—418页。
[30]傅斯年：《序》，载《傅斯年全集》，第3册第206—207页。
[31]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载《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22—323页。
[32]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载胡适等著：《怀念傅斯年》，台北：秀威咨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1页。
[33]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
[34]章太炎：《国学十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225页。
[35]章太炎：《历史的价值》，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207页。
[36]章太炎在晚清之时便指出：“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也。”（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55页。）
[37]章太炎：《释戴》，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21页。
[3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39]章太炎：《历史之重要》，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51页。
[40]马一浮：《语录类编》，载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册（下）第60页。章太炎长期以来视《春秋》为史书，而马一浮则强调挖掘《春秋》的“义理”，视《春秋》为蕴含着仁义道德的人伦宝典。从这里便可看出他与章太炎之间的差异。参见陆宝千：《马浮之春秋学》，载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上册493—513页。
[41]熊十力：《读经示要》，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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