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饮中八仙歌》,描绘了当时酒中八大仙人“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燧”的平生醉趣,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荡不羁的性格;晋魏时期“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他们七人常在竹林之下,唱歌纵酒,肆意酣畅。这些文人墨客与酒的情缘,流传到后世,令人敬佩不已,但也容易给人误会,以为大诗人都擅长饮酒,酒量越大,诗才越大,好像个个都是李白“斗酒诗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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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悉的伟大文学家苏轼,对此就有过评论。苏轼与其弟苏辙说过“与文人一起文会宴饮,人家常以韩退之‘高士例须怜曲蘖’相劝。韩退之这句诗,毫无道理,好像文人学士都得喝酒。更有些末流文士,捧出韩退之这句诗,好像只要能喝酒,就是文人学士;酒量越大,好像诗才越大;有太白之酒量,好像便有太白之诗才,简直胡说八道。”苏轼作为一名文学家,享誉天下,他说出这样的话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苏辙亦说历史上有名的酒徒,晋朝刘伶、阮籍之徒,都有不得意的痛苦。
那么苏轼酒量如何呢?苏轼在他的诗中就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在《次韵乐著作酒》中说到“少年多病怯杯觞”,可见他年少时酒量比较小。苏轼步入官场,要应酬的酒宴自然就越来越多。宴席上,苏轼可以作诗,但是酒却疲于应付,因此他采取了措施,就是“饮不尽器”。苏轼只求半酣,不求一醉。就算酒瓶里、酒杯里还有酒,只要饮酒量到了,苏轼就不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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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例须怜曲蘖”,这是那些末流文士拿来为喝酒辩护的诗句,苏轼看不惯,他认为“曲蘖未必高士怜”,即使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也写得不妥,试问路逢曲车便馋得口水直流,几口酒下肚便在大庭广众脱帽露顶,内心如此混乱,竟能成仙成佛?太过夸张,便少了情趣。于是他作了一首《谢苏自之惠酒》:
高士例须怜曲蘖,此语常闻退之说。
我今有说殆不然,曲蘖未必高士怜。
醉者坠车庄生言,全酒未若全于天。
达人本是不亏缺,何暇更求全处全。
景山沉迷阮籍傲,毕卓盗窃刘伶癫。
贪狂嗜怪无足取,世俗喜异矜其贤。
杜陵诗客尤可笑,罗列八子参群仙。
流涎露顶置不说,为问底处能逃禅。
我今不饮非不饮,心月皎皎常孤圆。
有时客至亦为酣,琴虽未去聊忘弦。
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双罂远将寄。
且言不饮固亦高,举世皆同吾独异。
不如同异两俱冥,得鹿亡羊等嬉戏。
决须饮此勿复辞,何用区区较醒醉。
陶渊明弹无弦琴,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轼饮酒亦如是,只求酒中之乐趣,不求一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