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天生就是一个书生而非武将。早年以优异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回江西老家当了小学教员。黄维本可以在学堂中度过平静文雅的一生，也许是因为书生气太重，没多久他得罪了当地乡绅，不得不辞职离乡。恰逢黄埔军校招生，黄维在师范学校时很敬重的学长方志敏鼓励他一同报考，20岁的黄维就这样投笔从戎。然而方志敏没有到广州参加复试，他只告诉黄维自己另有要事，就匆匆离开。方志敏已是共产党员，受组织委派去江西，不得不对黄维保密，而黄维入黄埔后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这一别永隔天涯。 黄埔时期的蒋介石英姿勃发，喜谈忠臣良将等儒家思想，文武兼备，深具传统读书人气质的黄维对他很崇敬。黄维学习认真，做事严谨，在两次东征中表现出色，在校期间，多次受到蒋介石单独训话。1927年后国共大分流，信仰三民主义“正统思想”的黄维自然选择了追随蒋校长。 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钦点黄维任该师团长，同年前往陆军大学学习，后来又派他到德国深造，使黄维成为国军队伍中接受过最正统军事教育的高级人才之一。1938年，蒋介石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交给了黄维，34岁的黄维当上军长，成为陈诚为首的“土木系”重要人物。在赴江西途中，蒋介石召见黄维，把自己一张肖像照片送给他，上面写着“培我将军留念”。黄维字“悟我”，蒋介石不知是笔误还是有意改名，写成培我。黄维理解为这是蒋介石有意栽培他，从此便改字培我。 黄维对打仗始终没有多少兴趣，在国军中有“书呆子”的外号。经历了惨烈的抗日战争，黄维一心从事军事教育，在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亲任校长。1948年秋，蒋介石为与解放军决战，成立十二兵团，任命黄维为总司令，黄维百般不情愿，却又不能辜负蒋介石多年知遇之恩，他说打完这一仗还要回去办我的学校，蒋介石答应了他的请求，孰料他很快就沦为阶下囚。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谈起这段经历，黄维说：“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淮海战役中，与黄维最后对阵的是黄埔老同学陈赓，陈赓深为了解他的书呆子性格，索性打破兵法规矩，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在两翼设伏，黄维果然上当，冲进陈赓的包围圈。被俘时，黄维虽然换了上尉的衣服，但口袋里还装着欧米茄表和派克钢笔，一眼被解放军战士看出不是等闲之辈。 在战犯管理所，黄维特立独行，常常高声朗读《正气歌》，抄写《石灰吟》，以文天祥、于谦自况，在学习座谈会上，拒绝按照材料中的写法称呼蒋介石为蒋匪，也不肯直呼其名，始终称之为“蒋总统”、“蒋校长”。在痛斥四大家族腐败的学习会上，很少发言的黄维拍案反击在座的黄埔老同学，说蒋介石生活很俭朴，不沾烟酒。几次公开冲突惹恼了有心进步的战犯，邱行湘当众挖苦黄维，说他为了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不要了，还谈什么气节?邱行湘指的是黄维接受蒋介石“赐名”的往事。 1959年，邱行湘、杨伯涛等成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据说名单中本来有黄维，因为他改造不力，只好在土木系中另寻地位并不如他的邱、杨代替。漫长的改造生涯中，黄维痴迷于研制“永动机”，尽管很多科研人员告诉他这是违背物理学常识的，他依然以愚公精神看材料、做实验，战犯管理所甚至专门调了四名技术人员和几个理科出身的战犯，和黄维组成科研小组，周恩来特批资金供他研究。这项注定失败的“科研”和黄维晚年患病后开的“小灶”，据说耗费20多万元人民币。 1975年，全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战犯特赦大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黄维终于榜上有名。管理所中多年的特殊优待使他不得不感动，但他内心的许多原则是始终未突破的，他至死没有说过蒋介石一句坏话，美国记者问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他说：“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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