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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曲除描写女性“臀高胸大”，还有哪些艳情内容
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指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郑振铎也认为：“《诗经》里的最好的篇什不是情歌么？《子夜歌》、《读曲歌》不是情歌么？唐宋人词，元明人曲里，许多晶莹的篇什，也离不了男女之情的歌咏”。’艳情是自古以来民歌描写的传统内容，在不同发展阶段，艳情内容的具体表现也各有不同。
关于爱恋相思的内容，从《诗经》到乐府歌辞、敦煌曲子词再到明清小曲一脉相承，此类作品在数量比例上也占有优势，特别是《挂枝儿》中占到全集的将近一半。虽然前代民歌中不乏《上邪》火山喷发式的爱情誓言，但吴歌西曲式的含而不露、缠绵委婉却是其主要抒情特点；比较而言，直抒胸臆、大胆热烈则是《挂枝儿》在抒情上的突出特点。例如吴歌《碧玉歌》：“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挂枝儿》中《搂抱》：“俏冤家，想杀我，今日方来到。喜滋滋，连衣儿搂抱着，你浑身上下都堆俏。搂一搂愁都散，抱一抱闷都消。便不得共枕同床也，我跟前站站儿也是好。”两首歌都表现了热恋情人火一般的炽热感情，但后一首要直白俚俗得多。这种大胆热烈、俚俗直露的艳情内容描写，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市民阶层对世俗情爱的强烈追求；
关于变心负情的内容，前代民歌中虽然也有表现主人公决绝和抗争的诗篇，但我们更多地听到了弃妇怨女沉重的哀怨叹息。特别是南朝下层妇女对待负心汉的态度上，大都哀婉伤感而又无可奈何，很少听到决绝愤怒的歌声，例如“感欢初殷勤，叹子后辽落。打金侧玳瑁，外艳里还薄”(《子夜歌》)、“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懊侬歌》)。《挂枝儿》中女子对待负心汉态度更多表现为坚决果断、毫不留恋，如“想当初，这往来，也是两相情愿。又不是红拂妓私奔到你跟前，又不曾央媒人将你说骗。你要走也由得你，你若不要走，就今日起你便莫来缠。似雨落在江心也，那希图你这一点。”(《不希罕》)民间弃妇诗到了《挂枝儿》中是少之又少，且完全没有了弃妇的凄苦哀怨，倒多了几分潇洒与爽落：“缠我又丢我，丢我又缠谁，你这等样的丢人也，只怕缠上的又丢了你”(《缠丢》)、“我把真心待着你，你原来把假意儿缠。负了我的真心也，天，现报在我的眼。”(《心变》)这种对负心汉的大胆指责，对平等的两性关系的追求，充分显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关于私通偷情的内容，在前代民歌中有一定表现，如南朝民歌：“欢来不徐徐，阳窗都锐户。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推撸。”(《闻欢变歌》)情郎的失约并非变心，而是女主人公的母亲还没睡，可见他们的约会是封建道德所不容许的，是背着家长的偷情。又如“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读曲歌》)“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闰去”(《乌夜啼》)等。虽然这些情歌反映的是非法的男女结合，但仍然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都不似《挂枝儿》中的男女偷情那样大胆放肆，甚至令人惊骇。
例如“俏冤家扯奴在窗儿外。一口儿咬住奴粉香腮，双手就解香罗带。哥哥等一等，只怕有人来。再一会无人也，裤带随你解。”(《调情》)“俏娘儿指定了杜康骂。你因何造下酒，醉倒我冤家。进门来一交儿跌在奴怀下，那管人瞧见，幸遇我丈夫不在家。好色贪杯的冤家也，把性命儿当做耍。”(《骂杜康》)前者反映的是市井男女间的偷情，后者表现的是有夫之妇的大胆出轨。这种对人性的大胆张扬，正契合了晚明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关于性欲色情及变态情爱的内容，前代艳情民歌对前者有所表现，对后者则没有涉及。如吴歌《子夜四时歌·秋歌》：“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合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用暗示与烘托的手法制造了香艳与刺激的效果。《挂枝儿》一般不用暗示等手法，而是揭开了情欲表面的朦胧面纱，把性欲色情表现得更大胆更暴露，如《窃婢》：“小丫头偏爱他生得十分骚。顾不得他油烟气被底腥臊。那管他臀高奶大掀蒲脚。背地里来勾颈，捉空儿便松腰。若还惊醒了娘行也，那时双双跪到晓。”其他又如《叫梅香》、《痒》、《猫》、《消息子》等，表达性欲就更加直白露骨。《挂枝儿》中涉及变态情爱的小曲是《男风》：“痴心的，悔当初错将你嫁，却原来整夜里搂着个小官家。毒手儿重重地打你一下。他有的我也有，我有的强似他。你再枉费些精神也，我凭你两路儿都下马。”很明显，此曲反映的是蓄养娈童、喜好男色的同性恋内容，可谓晚明病态畸变的两性关系的真实写照。
内容上，《挂枝儿》既有对前代艳情民歌的继承，也有其时代特色之所在，尤其是私通偷情、性欲色情及变态情爱内容的描写，是宣扬“人欲”的晚明文学思潮在小曲中的映现，体现了其内容的世俗性特点。相比之下，《挂枝儿》艳情描写更大胆直露，“有些地方甚至在赤裸裸地描写性欲”，这些作品重感官刺激、重肉体体验，用轻佻甚至淫荡的描写来渲染男女偷情的欢乐与性欲求的急迫，充斥着“人欲”的恣肆张扬，甚至走向背离道德的极端。究其原因，“晚明新人文思潮波及文学领域，使晚明文学对‘人欲’的描写有过历代。其中，性爱作为‘人欲’中最敏感、最丰富的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表现”。但是，晚明艳情小曲、艳情小说等类“表现‘人欲’的文学作品并未提供新的道德内容，而仅以某种‘纯粹自然的人’对抗和代替僵化、虚假的道德化的‘人’，从而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扭曲了‘人性”。可以说，这些作品中进步与庸俗纠缠一体，在反叛传统的同时，亦不免有庸俗之弊，这也是市民文化的特点之一。
作者：崔一良,1952年6月出生，江苏东台人。副教授。毕业于扬州师院中文系。先后供职于东台市许河中学、盐城师范、盐城市第四中学、东台师范、阜宁高师等校，曾任学校教导主任、校长、党委书记。 从教40年,其中师范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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