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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婚 记 作者：董加耕 1961年5月4日这天，我由明摆着的名牌大学不上，却冒着低标准吃不饱有饿死的危险回到老家，在齐腰深的水沤田里拉犁拉耙，。加之在1962年发了大水灾，公社先后两次打算为照顾我安排到公社当文书或秘书，我不去。一次计划安排到公社邮局，每月工资30元，通信员把我的行李拿去被我拿回家，坚持和社员一起度荒。许多同学、朋友、亲人好心劝阻，而我行我素的当起了一名自认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自认为是“大志若愚”而不被理解。加之为维护集体经济而得罪了一些人。随着我年龄的长大，不少人关心我的终生大事——婚姻问题。当时一方面家庭太穷，一间半破草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二方面有极少数被恼过的人污蔑我是呆子、傻子。邻居好心人为我介绍对象吓得连看都不看一眼。当时一位公社领导（是我的本家）亲切的关心说：加耕呀！看来你只好到兴化县（当时三年自然灾害，那县出的浮夸饿死不少，许多年青姑娘到我们稍好的盐城这边讨饭）那边找个讨饭的吧。我只好违心的说：“谢谢爹爹的关心”，但我自己不但不想 ，反觉得自己是应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有思想有理想的有志青年而自豪，决不能背判自己的决择。好在老党员和乡下中农打心眼里喜欢我，赞扬不断出席公社、县、地区的五好青年大会，并受表彰，不断被邻县请去作报告。从1961年5月盐阜大众报、到1962年新华日报、江苏青年报、江苏广播电台（当时还没有电视台），宣传报道连续不断，老党员对我品德成长看得清清楚楚，说我是党的好后代，参加了大队党支委和公社党委，并于1963年春出席省委召开的知青座谈会名气越来越大。其实在我被少数污蔑之时，我是大队民兵营长，经常在县、公社率民兵集训，郝红銮是旭东大队民兵教导员，大队女主任，耕读教师，也一起搞民兵集训。我在公社开三干会或接民兵集中都和公社民兵武装干部郝汉耕睡在公社人武部老张家，他的家属孙某是公社妇女主任，是我在尚庄完小时的校友，自然也关心我的婚姻大事。一次早饭前，老张郝干事带我去旭东给我看对象，说是郝干事的小姨子。人家长得不错，高挑身子，眉清目秀，两个长辫子乌黑发亮，干起活来（挑河泥 麦肥）很利索。看完后在回公社的路上，我问此姑娘识字不识字？郝干事说“不识字”，我不好回绝，只说了句：不识字。这时老张把大腿一拍“有一个叫郝红銮有文化，也是民兵干部”。说着就把郝红銮从大队开会的会场上叫出来，我一眼就认为她是我要找的人，长相厚实、端正、典型纯朴的村姑，我一见钟情，心扑扑直跳。我和她并肩走在田埂上就把带去的照片、笔记本给了她，她脸一红收下了。我又到公社参加三干会。三天会三次，晚上，我一人到她家谈闲，但同时给她介绍的对象有高中毕业，当教师的；有高中毕业在邮电局工作的，她都不表态，这次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到她家，她的父、母、哥、兄、嫂嫂炒了葵花一大家子围着吃，都好奇地来看我。因为我当时已小有名气了。郝红銮她认为我有高中文化、党员，身体结实、一心为公，别人说你呆和傻，有的是笑话，有的不识货。她认为社会习惯势力不奇怪，只有用行动证明我们做得对，慢慢说服这些人。我们相识相恋了，她也经常到我家来，还送树苗给我堆圩栽上，我这边的干群夸我们是天生一对。于是我们于1965年10月1日我用小木船把她划进我家破旧的茅屋，成为正式夫妻，一同为建设家乡志同道合干得正欢。这小船先是进的苦的甜的港湾，一年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考验是这对新人焕发火红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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