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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人平每天吃粮6.3两，浮肿病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惨状，这时党中央为克服困难，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农村工作经验，特别是虚报浮跨等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号召，我作为在校一名高种毕业的学生党员，毅然放弃保送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的机会，决心“立志耕耘，回乡务农”。 一九六一年王月四日我冲破学校，亲友等的好心劝阻，回乡当了农民，起早贪黑地为集体带头拉犁拉耙，罱泥取肥，为的是多打粮食。但贫下中农和老党员对我的品性深深地了解，看中了我一心为公这一点，推荐我当了场头保管员。我不怕虫、蚊咬，吃住在场头，一连两三个月不回家，誓与粮食存亡。1962年发大水，队房破漏，我一人冒雨用洋车篙支撑，把满身划出了鲜血……终于保住了粮食。大家都被饿怕了，深知粮食就是生命。上了场头慢慢地和场头组长江开阳、马洪顺闲谈中逐步了解到我们这个董伙四队被称之为“死定”的黑旗队。上级曾多次派过工作组也解决不了问题，群众心知肚明，从合作社以来这个的领导权被弟兄三个把（霸）持，谈起场头收什么差什么，收什么被偷什么，是谁为首偷窃，运往何处？人人皆知就是不敢说，更没人敢抓。原来幕后策划一班队干部，幕前有场头组长，有队长的四弟罱泥手用船运到离此三、四里的双展圩河糖船，三分不值二分钱卖掉私下分赃。在那视粮如命的年代，这伙人不是偷粮回家度命，而是卖了分钱，真是苍天不容，民心不服。我当了场头保管员后，这伙人为把我赶出场头，暗地里派人偷堆在场头末晒干的粮食，反打一耙污是我和场头组长偷的，队干部到我家抄家未抄到，队干部一把手决定说没查到证据，不是你偷的，也是你的责任，结果把我夏接秋的六十斤（原粮）被扣掉，作为赔偿。真是哑巴吃黄连，喊冤无人理。 秋收结束，水冷草枯，秋季分配一个劳动日是三毛六分，是全大队最低，群众也只好认命，但众人心中怒火在闷着，偷盗集体粮食的一伙多年习惯成性了，但没有一个强盗护八十，加之对我以及普通社员欺压得太过分了，实在难以容忍。这次让我带领三人用一条大木船装1吨稻到五、六里外的尚庄粮库交公粮，我估到我离开场头这伙偷稻的人会有动作下手偷粮，我就安排了两个与我要好的，平时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的董XX，马XX，每人给他一只手电筒，要他们暗死里盯着等他们把装好的粮食往船上运时再捉住他们，因口袋上没字，若被倒一耙就倒霉了，一定要小心加小心。正巧这天下着蒙蒙小雨，粮船到粮库，秋雨晦晦，没有三、五天晴不起来，何况船上这些稻都得曝晒验水率达标才会开称，这时队内偷稻这班家伙，认为是他们难得的机会，因此通过他们的内线另一场头组长董XX是本家，拿了新进的洋风车布缝的白布，由队长的老婆缝成大口袋，一共装起十四只大口袋，藏在队场靠河边的大草堆前头用草盖着。我在尚庄粮船上其他几个人呼呼大睡，我怎么也睡不着，到凌晨3-4点钟，我冒着细雨、踏着泥泞小路爬过几道木桥，到四队场附近找到我的那两个暗哨。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伙偷的十四个大白布口袋装的粮食在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们几个躲在暗地方，等到天蒙蒙亮时，队长的弟弟（罱泥手）撑了船靠在场头边扣好船和场头组长董XX两人用手抬着满口袋往河岸边放，一共十四个口袋，队长弟弟搭好跳板向船上搬粮袋，一口气搬上七、八个口袋，这时我站在场头边水泥拱桥吹响了哨子，河两边社员纷纷赶来以为是打早工，我向大家发表讲话，简要说事实真相，群情激愤，当场过称是一千几百斤，可想在惜粮如命的时刻，这伙这样实在缺德。贫农组长把空口袋送到了公社党委，公社派通信员把正队长带去公社教育了。社员纷纷说我们苦的粮食被这几个偷了卖钱分，我们罢工了。我动员大家，少数偷去的毕竟是少数，我们应照样上工，要相信公社领导会正确处理，大家认为我说得有理。我继续步行到尚庄交公粮。这里天也晴了，稻子晒干，公粮交掉了。社员行船我步行，走到邻大队时，社员说公社金社长在片（五个大队）内大小队干部会议上宣布公社党委的决定，董伙四队队长由董加耕担任。按当时中央文件要巩固集体经济，团伙偷窃集体粮食性质恶劣，为首可判刑，我也是公社党委，我说撤职就行了，党委同意。（作者;董加耕，于2012年10月31日，收集整理 打印：小刘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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