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法高先生
合古今中外而治之 梅 德 平 上世纪80年代，余在宁读书时，先师朱声琦教授在他的《训诂学》课上曾多次提到台湾学者周法高先生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如课上在探讨“所以”一词何时始作连词时，朱先生列出“清单”：清人刘淇认为《孟子》时代“所以”已作连词；北大王力先生坚持中古时“所以”才逐渐过渡到因果连词；而台北周法高先生则考据出“所以”在汉以后就完全“和现代口语‘所以’的用法相似”。殊不知，这位学贯中西、古今兼治的大师级学者竟是吸吮串场河水、吟读吴嘉纪诗长大的东台市安丰镇人。 1915年11月6日，秋高气爽，千年古镇安丰的南北七里街上人烟熙攘、商贾云集。在离青石板路不远的周府宅院内里，“哇”的一声，周家诞生了一位敦实的长男，举家欢欣，取名为法高，撷“法高祖礼门公”之本意，取字子范，号汉堂。周法高自幼聪颖好学，加之受古镇厚重的文化积淀之熏陶，1929年从安丰小学毕生后，不久便考取了省立南京中学春季班，又在其姑母周育卿的善诱、姑父王伯沆的教诲、表伯钱少白的支持下，于1935年考取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从此走上了一条崎岖、坎坷而辉煌的学术之路。 周法高治学，可谓“汇南高北大精神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其姑父王伯沆从1915年起便在当时的南高师、中央大学等执教，常常与章太炎、黄侃等名家切磋砥砺，为一代方正理学大儒，乃周法高接触得最早亦深得教益的治学楷模。1939年，周法高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又考取北大国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成了罗常培等大师的关门弟子，师生共商旧学。古音韵学对众多后学者来说是一方“天书”。周法高的古音韵学研究既融汇南方章(章太炎)黄(黄侃)学派的精髓，又深得北大罗(罗常培)王(王力)体系之真谛。他研究音韵学，高屋建瓴，不但通晓广韵、说文谐声、诗经韵读，并且能利用域外方言(日本的吴音和汉音、高丽译音)、现代方言(吴方言、北方方言、粤语方言、闽语方言、客家方言)，以及异域对音(例如华梵对音、汉藏对音、蒙古对音)等，旁征博引、左右逢源。无论是其早年的《玄应音研究》、《广韵重组的研究》，还是他主编的《汉字古今音汇》和《金文诂林》16册，都独显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至深的理论造诣。其中，1948年，因《广韵重组的研究》的重要学术成就，还荣获“杨铨奖金”，一举奠定了周法高在中国音韵学界的学术地位。由他的学生张日升、林洁明合编的《周法高上古音韵表》，乃周先生的《论切韵音》、《论上古音》、《论上古音和切韵音》、《诗经韵字音韵表》、《论上古汉语和汉藏语》等学术成就的“集大成”、将其诸多成果融于一体。书中详释了有关周法高对上古音幽部、宵部、侯部的研究，对舌齿唇音和喉牙音谐声相通的探讨，极具开拓性和权威性。即便他晚年出版的《读“韵镜中韵图之构成原理’’》，亦显视野独特、功力深厚，书中对桥本万太郎的《广镜中韵图之构成原理》中的部分学术观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认为“在韵图中，一等韵、二等韵和四等韵都各有十九个声纽；而三等的声纽则或多或少，颇不规则”，而应“把同一韵类的重纽排列在相近的两个图中”。其学术价值令同行“观止”! 周法高的学历教育完备，治学经历系统。1941年从北大国学研究所硕士毕业后，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二组助理研究员，1945年任南京史语所副研究员，直到1948年去台湾，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4年又当选为第五届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从1955一一1985年30年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讲座教授、文学院院长等。周法高扎实的国学功底，应该也得益于台湾馆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料，加之其独特的驾驭材料、剖析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成就了周法高日后成为享誉海峡两岸的语言学大师的基础。 周法高在音韵学上的成就仅仅是其学术天穹上颗颗耀眼的星星，其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上开拓性工作更为海内外学者所推荐。他的古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甚丰，《上古语法札记》、《中国语的词类》、《几个常用词的来源》、《评高本汉（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中国语法札记》、《古代的询问代词》、《中国语法学导论》、《古代汉语的语序和省略》等，其钻研之深刻，见解之独到，虽大家为之首肯；其表述之子易，语言之畅达，虽常人亦为之开颜。1955—1957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问世了代表性专著《中国古代语法》三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是继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马建忠《马氏文通》、陈承泽《国文法草创》、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等之后又一部研究古汉语语法的顶峰之作。同期，在中国大陆，杨伯峻先生的《文言语法》亦付梓，两部语言学“巨制”，成了轰动两岸学界“惊天之举”，实乃令学界同仁咸拭目视之。检索其书，《中国古代语法》可谓成果迭出。如“造句篇”中，他首先提出了“者”字结构可以作后置定语，认为“有时在形式上看起来是‘主语+谓语+者’，实际上‘谓语+者’为此主语之形容语(也可解作同位语)。”又说：“‘谓语式加者’作形容语，放在其所修饰的成分之后。”又如书中对“古代称数”的研究，重古而不泥古，语料翔实，精思独运，自成体系，皆言之有据，令人解颐，无复有扞格者，时有学术创获。 杨树达先生曾有言：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则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不能至也。”(见《高等国文法》序例)周法高先生治学，亦将汉语史、文字、音韵、词汇、训诂、校勘等兼收并蓄、融为一体，从而成就了其学术“洋洋大观”。在训诂学上，他先后出版了《颜氏家训汇注》、《周秦名字解诂汇释》、《中国语文研究》、《中国语文论丛》等书籍和论文。 不仅在文字、语法、音韵、训诂等建树甚多，同时周法高尚涉足诸多研究领域，如他曾写出了二十几万字的研究文章，专门探讨北齐的颜之推和明末清初的钱牧斋、吴梅村。出版了《牧斋诗注校笺》、《吴梅村咏史诗三首笺》等。周法高深感十七世纪中叶的一些忠臣志士，身怀家国之痛，一股股抑郁不平的牢骚常常在不经意间流淌到他们的笔端，他们的诗文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文学。为了研究常熟籍文学家钱牧斋，就连其侧室柳如是周法高也作了精心考证，写出了《柳如是考证》。此外，他对梁启超的一些学术思想亦有专论，对周秦名字有解诂，对春秋名字有诠释。周法高的金文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经典之作《金文零释》详细地考释了康侯殷、师旃鼎、诸女彝、周王戈等，其学术高度令人惊叹。他能力排众异，提出全新的“汉学”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汉学”和“国学”的区别，“汉学”的范围、汉学界的代表人物、欧美汉学的研究趋势等，创立了风格独特的“汉学理论”，其代表作当推《汉学论集》。“合古今中外而治之”，尚体现在他对佛学的研究上，其写出的《佛教东传对中国音韵学之影响》一文，至今无人企及。 周法高的雅趣甚多，半生漂泊的他先后收集了古今中外大师的荷花图100余幅，还编著过《近代学人手迹》，出版过诗集《早岁歌诗》，和国学大师级人物如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胡适、严耕望等交游甚多、感情甚笃，学术上互为切磋，为同行乐道。 周法高一生治学严谨，乐此不疲，几不过问政治，独显大师特有超脱胸怀。1990年，他被中国文字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不幸于1994年6月25日在台北仙逝。台湾行政部门在悼词中尊其为“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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