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人为何“坐读经史、卧读小说”？）
说到古人读书发奋用功，欧阳修的“三上”——马上、枕上、厕上——大概属于流传度最广的故事。即使在今天，在枕上、厕上读书想必也是很多人的习惯。但在马上读书的说法，却有待商榷。以现代社会的体验，即使在颠簸不算明显的汽车上看书，相当一部分人也会因晃动而晕车，更何况在马背上看书。
事实上，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产生讹误，才导致今人误以为欧阳修利用“三上”学习、读书。关于“三上”，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这样写道：“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换言之，欧阳修是在“三上”作文，而非读书，并且他给出自己的理由：可以更好地构思。
虽然欧阳修并没有说自己在“三上”读书，但在同一则笔记中，他却道出同时代文学家钱惟演的类似癖好——“（钱惟演）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
那么，钱氏为何“坐读经史、卧读小说”呢？
首先，上文“小说”并非现代汉语中的小说，此处“小说”相当于杂记、笔记，而“小辞”则可以理解为诗文词曲。进一步讲，“小说”语义近似“子部”，“小辞”语义近似“集部”。因此，钱惟演的话可以转换为：坐读经史，卧读子，厕读集。
这就又涉及到古代图书的分类。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后世大型典籍也多用四部将图书分类，典型代表即《四库全书》。
经部收录的儒家“十三经”及其注疏等相关著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对于古代士人不言而喻，“经”自然是重中之重。
史部收录各种史书。古代经史不分家，合称帝王之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书名即来自宋神宗御笔——“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也表明，在古人眼中，“史”与“政”是密切相关的。史部于古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包括阴阳五行、书画草木、杂记小说等五花八门的著作；集部则是收录诗文词曲的总集和专集，多为文学作品。但在古人眼中，经史之外，皆末流杂学。所谓“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
厘清了四部图书分类，钱惟演在读不同门类的书时所采取的不同姿势也就容易理解了：经史乃帝王之学，必须“正襟危坐”，子集乃末流杂学，可以卧读，亦可厕读，无关紧要。（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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