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究竟是“睡狮”还是“病猫、纸老虎”？ 作者；李悔之 拿破仑关于“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断言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近百年间，太多国人都喜欢用“睡狮”来比喻或形容积贫积弱的中国、蒙昧守旧的中国、苦难沉重的中国、潜力无限的中国、崛起腾飞的中国……“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成了近百年间最励志的汉语典故之一。 2014年3月27日，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演讲时郑重指出：“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习主席一番话传开后，“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一说令人陪感兴趣；而拿破仑的“睡狮”说，更成为中国媒体和网民多日的热议话题。 “睡狮”典故的由来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公元1816年，英国贸易使臣阿美士德出使大清国商谈贸易，只对外邦“倾心向化”，表“恭顺之诚”感兴趣的嘉庆皇上感不以为然，声称“抚有四海，物产丰盈”的天朝上国无须与西洋莞尔小国搞什么贸易……激愤无奈之下，阿美士德返国准备请求英王以大炮轰开中国大门。 归国途中，阿美士德经过圣赫勒拿岛，登门求见被关押在此的一代枭雄拿破仑。得知阿美士德的中国行遭遇和回国后的打算后，拿破仑警告说：“要同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接着，拿破仑又说出一句至今中国广为传颂的名言：“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沉睡了的狮子，这只狮子一旦被惊醒，全世界都将为之颤动。” 但“睡狮”说在中国也一直受到不少质疑和非议。前些天，一篇《拿破仑未提“中国睡狮”系革命家宣传所用》的文章便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转发。文章认为：拿破仑关于“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之断言，是上世纪初媒体、文人、革命宣传家人为嫁接的政治寓言，其实拿破仑本人并未说过。然而为何“睡狮”说创作权最终落在拿破仑身上？作者认为，或许是因为拿破仑乃盖世枭雄名气最大，能起到最大的权威效应吧。 但前些天网络上围绕“睡狮”话题的争论，最大分歧并不在拿破仑是否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而是对“睡狮”说本身的尖锐对立。即，太多人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表示强烈认同；不少人却冷嘲热讽，说中国是一只“病猫”，充其量不过是头纸老虎。 赞同“睡狮”说的理由只要是中国人都很熟悉：汉唐之时，中国与罗马分别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北宋之时中国军事不行，经济却了不得：GDP占世界80%。南宋之时也不差，占世界45%。明朝万历时期再度辉煌，GDP再占世界80%；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的龙头老大——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排名世界第一……等等。只是到了清朝嘉庆皇帝之后才开始渐渐衰落了。 而冷嘲热讽的一方却认为，在信息极不发达、统计条件极为落后的古代，硬说中国的“GDP占世界80%”，未免太可笑，太夜郎自大。还有，以GDP论英雄的做法又太不靠谱，因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最重要的依据不是太虚幻的GDP数据；也不仅是军事、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是制度的强大、公民精神的强大、国民意志的强大；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繁荣，在于社会公平正义是否得到高度彰显，是否实现了“国强民富”的伟大理想！而两千年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国要么“国富民穷”、“国强民弱”，要么处于积贫积弱状态。间或出现一个“盛世”，皆是统治者粉饰的、并且昙花一现的的伪“盛世”。真正“国强民富”的强盛时代从来没有过。正因为公平正义缺失，导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民族从来难于形成巨大的凝聚力。正因为长期生活在一个严重扼杀思想自由，极端扭曲、摧残人性的制度环境中，国人性格阴柔懦弱的另一面，是极端的人性扭曲——在强者面前是羊，在弱者面前是狼。这样的民族与其说是“睡狮”，不如说是病猫、纸老虎。 中国究竟是“睡狮”，还是“病猫、纸老虎”？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理性、客观、且令人信服的答案，很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人类文明史——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进步过程中，不同的区域文明和不同民族文化，先后在各个历史阶段起过不同的重大作用。所以，当今世界的辉煌，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极难想象，没有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和古犹太文明等等文明的碰撞融合，能有西方的工业文明的产生，更甭谈有今日世界的辉煌。 所以，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有优劣之分，区域文明、民族、民族文化却没有优劣之分。如果民族和民族文化如果非要分出优劣的话，印第安民族无疑会被太多人认作是落后或劣等民族。然而印第安人培育的、对人类大规模繁殖和人类文明进化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玉米、土谷、花生、西红柿、黄瓜、南瓜、西葫芦、辣椒、菠萝、鳄梨、草莓、可可等食物，无一不是来自印第安民族！ 就中国而言，近百年间，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皆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甚至太多国人也自认自己是“劣等民族”。殊不知，在人类文明史上，甭说众所皆知的中国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就是小小的马镫的发明，也对人类历史的进步产生过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国民，都有自己的优劣长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没有找到一个永恒的制度之前，再强大的民族，也难于永盛不衰；再强盛的国家，也难免经历一次次“狮子、纸老虎、病猫”的兴衰轮回。 所以，评价国家、民族和国民的优劣长短，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既要对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充满自信，更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短处和劣势。正因为如此，本人既不赞同“北宋之时中国的GDP占世界80%；南宋之时占世界45%；明朝的万历时期占世界GDP的80%”等匮乏科学依据、妄自尊大、极度缺乏自知之明的说法。 所以，对消极的“病猫、纸老虎”说，实难于苟同：确实，“中国人历来一盘散沙”。但，“历来一盘散沙”，责任不在于国人，而在于宗教缺失；在于皇帝老儿或薄仁寡义，或昏庸无能；在于苛政猛如虎，官吏贪婪无厌；在于社会公平正义尽失、国家归属感全无！……但纵然这样，一旦外敌侵犯之时，有“兄弟阋墙而外御其侮”传统的国人大多时候国人都能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正如韩寒所言：“统治这个国家是幸运的,统治者犯下很多错,人民却依然相信那只是奸臣所为,并始终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抱有耐心和期待。” 再谈“羊性”与“狼性”。一个民族的狼性与羊性非与生俱来：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制度，会形成、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首先谈环境因素，举两个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事例：蒙古铁骑吞并中国之时，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民族是何等勇武血性，狼性十足！然而仅仅九十多年过去，在中国的蒙古人就变得懦弱不堪、羊性十足。经果，在手持木棒铁锄的乌合之众面前，昔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屡战屡败。待朱元璋击败张士诚、陈友谅，最后派徐达、常遇春统率大军挥师北上攻打元大都时，元顺帝妥欢帖木尔竟不战而逃退回蒙古草原。 三百年后，满族人也步蒙古人后尘——末入关之前，这些生活在白山黑水中的旗人日日以骑射为生，龙精虎猛，骠悍神勇。入主中原后天下太平，生活安逸，刀剑入库，过上寄生虫的日子。于是与当初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一样迅速腐化蜕变。短短二百多年，曾经手格猛虎的八旗子弟，便成为弱不禁风和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再谈制度因素：在远古时代，我们的民族本是一个极具血性的民族，“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戈”等足以跟希腊神话相媲美的神话传说，是先祖血性与阳刚之气的光辉闪现……如果说这些神话“不太靠谱”的话，春秋战国时知耻不苟活的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三壮士，“此头须向国门悬”的伍子胥，在易水旁边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以及秦末汉初“力拨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东海杀身成仁的田横五百壮士，却是一曲曲用鲜血写就的气吞山河的、悲壮绝伦的、响彻云霄的血性之歌。 然而，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高度集权的专制王朝之后，“百代皆行秦王制”，国人从此生活在一个严重扼杀思想自由，极端扭曲、摧残人性的大环境之中，民族的刚烈血性（“狼性”）不再，“羊性”就此而成。 从蒙古人、满族人、汉民族的蜕变中不难发现：一个民族的属性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究竟成为“狮子”，还是成为“纸老虎”、“病猫”，大环境和制度是最关键因素。而世界和中国几千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恶性循环又告诉人们：没有一个思想高度自由、人性充分伸展、个性高度张扬，个人权利得到制度充分保障的大环境，一个国家、民族就永远难于走出“狮子－纸老虎－病猫－”的恶性循环。 所谓“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寓意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世界第一的潜力无穷的国家，只是它长期处于“沉睡”状态之中。然而鉴古察今，必须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仅凭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世界第一的天然优势，只可以成为一只扬威一时的“狮子”，而不可能成为永恒的“狮子”。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如此，现代世界史上的前苏联同样如此。 那么，中国究竟是“睡狮”，还是“病猫、纸老虎”？愚以为，关键在于置身于何种制度。如果选择一个严重扼杀思想自由，严重扭曲、摧残人性，国民个人权利得不到根本保障，永远走不出“国富民穷”、“国强民弱”怪圈的制度，纵然“睡狮”醒来，也只能呈威一时，很快将成为一只纸老虎、死老虎，最后成为一只“病猫”。
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海外数千万华人华侨的成功告诉人们：如果置身于一个思想高度自由、人性充分伸展、个性高度张扬，个人权利得到法律充分保障的制度，凭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世界第一的优势，中国必将成为一只永恒的“威武之狮”！
| 
苏公网安备 32090202000770号
收藏
支持
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