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有一个癖好，冬天时特别喜欢画春天。
老树的画作里，人物形象经常是一个无脸长衫男。
每天上传一张小画，再配一首小诗，微博上的“老树画画”，已经“掳走”了70多万粉丝。他的画出现在朋友圈、春晚和最近热播的一部纪录片里，寥寥数笔，穿着民国衣衫、戴着斗笠的无脸长衫男，就在古典的山水背景里，演绎古今交织的生活。有人说，他的画充满一种“玩世现实主义”。 老树的工作室就在大学礼堂的一间屋子，没有整洁可言，堆满纸张画笔各类杂物，墙壁上是他策划的各种展览的海报，五颜六色。 和这些对比强烈的，是书桌上一枝刚刚开好的梅花，插在古朴怀旧的瓶子里，一旁是一幅没来得及完成的画作。 这如同老树现实和网络世界中的两面：一面是看似粗放、实则心思细腻的大学教师，另一面则是微博上活得闲适，说着率性、肆意俏皮话的长衫男。他对自己的描述也是这般：眼前两碗米饭，心中一粒飞鸿。 “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新京报：画这么被关注，你觉得你的画是哪里打动了这些人？ 老树：和现代都市生活里的焦虑有反差吧，人面对现实世界的焦虑，心中总还追求一份自由，学插花，去旅游，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看我的画也是，我通过朴素、简单的视角，来描述一些美好的事情，表达对普遍人性的理解，这样看到画中人正在干的事情，没干的人可以想象，干过的人可以回忆，正在干的会有一个比对，都会引起共鸣。 新京报：为什么人物形象偏偏是一个无脸长衫男呢？ 老树：一开始画的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一般认为五官可以表达人的表情，但其实不是。拍照片的人都明白，非常有表情的其实是人的手，手是特别容易泄露一个人内心秘密的部位。我有一次画完了，还没来得及画鼻子眼睛就忙别的，一看，哎，这样还挺好的。 新京报：画里大片的繁花，有什么特别寓意吗？ 老树：我有个毛病，冬天时特别喜欢画春天，画一点绿的或者花，北方人一出门满目肃杀，忽然看到画里的花，就有春天的感觉了。等春花浪漫，我又没感觉了，就特别想画秋天的东西了。 新京报：读者对你画作的评价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老树：其实画笔都搁下20年了，原本微博上放这些画，是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后来发现还是普通人回复的多。有人给我留言，老树你画里的人怎么这么闲适？工作了一天，有很焦虑的事，但看了你的画，心情立马干净下来。 新京报：那每天一幅的点子从哪里来？ 老树：也没有那么多的灵感，有时候累，一躺就睡着了。有时候闲，会连着几天画很多，哪儿能真每天画一幅。 新京报：春晚上《当你老了》这首歌的背景，也是你的画？ 老树：一开始我没答应，但他们把歌发给我，一听觉得真还挺温情，春晚我好多年不看了，突然有这首歌加入，感觉挺好的。以前学画画时，目标很清晰，担心画不好，反倒成不了。我老说那句话，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画的每个人都是我” 新京报：很多人反馈，画中人和丰子恺笔下的人物有相似之处。 老树：其实没有关系，如果说从画的气息和味道而言，丰子恺对我有影响，我画的没有五官的民国长衫男，也是一个符号，易于传播，和丰子恺先生当年的状况类似，但如果说笔墨、造型方面，应该没有影响。 新京报：那画中人跟你本人有什么联系吗？ 老树：最真实的说，我画的每个人都是我，个人感受总是会进到你的画里来，包括这个形象，是个符号，也是代表我来说好多话，但有个问题是，大家在微博上花很短时间看我的画，就判断，画里人做的事老树肯定也做过，其实不是，仅靠个人经验特别有限，我的经验、回忆能画多少？100张了不得了。 新京报：这种经验来自于你的生活经历吗？ 老树：我有农村生活十几年的经验，那时经历的很多镜头都和诗经里一模一样。记得小时候春天打柴，坐在山里休息，正好看见一个新媳妇回娘家，挎着大牡丹花的包袱，原本走着直路，突然绕到旁边地里劈了一枝桃花，别在包袱上面。后来我就画了包袱皮上别了一枝花。这些美好的场景并不是不存在，可能很多人没有感受或熟视无睹了。 新京报：但你的学生写文章说，知道微博里老树的画，以为画家是位高人，隐居生活，云淡风轻，后来才知道竟然是树老师。可见你的风格和画中人也是有反差的。 老树：哈哈，生活里我看起来像一个杀猪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画画的事儿，好多朋友看了微博上好久的画，才知道是我画的。 新京报：这和你之前的画风很不一样？ 老树：我是2007年又开始提笔画的，那是个特殊时期，父亲生病，胃癌手术。我原本是任何地方都能一横就睡的人，但那时睡不着，就开始画，好长时间，半个月，一个月，突然又看到那个画，觉得有点意思，我就画长衫人物，画脑子里民国的书和照片的形象，是个自然的过程。 新京报：你曾说你现在的这些画是对从未见过对民国的想象，怎么理解？ 老树：我90年代做图书出版，翻看了大量民国时的照片，也查阅那个年代的大量文献。看当时良友原版杂志、北洋画报，它们的印刷，纸张凸出的感觉，中间印彩色的油画，有点像版画，就沉浸在里面。看得多了，那种质感、味道，感觉把你带到那个时代去了。 新京报：那个时代给的感觉是怎样的？ 老树：之前以为战争时期，所有人在逃难的路上，其实不是的，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你感觉那时的人很健康，人格上非常有气象。西学、中学在一个人身上统一的那么好，一点也不冲突，自然就融合在一起，所以说民国时期我经常用四个字概括，清新健朗。非常健康，而且正能量。 “最吸引我的是好玩” 新京报：你说过自己的经历，画过画，写过小说，做陶瓷，电影批评，图书出版，书法研究，看起来好像你对一件事物的投入都是只有几年？ 老树：我比较好奇，会突然觉得有些东西挺好玩，老想搞明白，搞明白后就没什么吸引力了。但我不会说这个东西搞成了，社会认可，或是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对我来讲没什么吸引力。 新京报：那长衫男还会坚持画下去吗？ 老树：我不知道。太累。有人说你两天没画画了，我感觉很不舒服，被人牵扯。我没有给谁画画，也不服务谁。我是给自己画画，解决自己的问题。 新京报：其实你已经去开了画展，比如杭州的那个，主题是“好玩”，名字有趣。为什么是这个主题？ 老树：就是好玩，画画就是好玩，索性就把好玩当主题。我希望我的画，透露出的信息和我的过去正好相反的。 我是60年代的人，那时的生活充满了价值、意义、社会影响力、重大话题，赋予每个人过度的担当，到了40岁以后，我对这些很反感。现在我回到我自己，对自己的具体生活负责就够了，这就是好玩。 新京报：现实中，你自认为是怎样一位老师？ 老树：我讲课更多是漫无边际的，面对有天赋的学生，会忍不住感慨，呀，他上手就好，感觉很幸福。真有一种想重点培养他的感觉。但是这些孩子读完之后，却不一定干这个。我跟一个老师也沟通过这个事，他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们经常重点培养的，毕业后考公务员去了。沮丧，我们很沮丧。 新京报：为什么会因为他考公务员就沮丧？ 老树：大家都争着去学更有功能性的东西，而不在意哲学、美学、艺术史、诗词这样的课。后来想想也是不对的，第一个现实问题，他毕业之后工作想留在北京，弄两碗米饭吧，否则填不了肚子，你往哪飞，飞得起来吗？这也是很实在的事情。第二，咱们都是俗人，一般都得亲身经历才明白。
(本名刘树勇，53岁，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语言文学系，现为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文艺评论家，摄影圈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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