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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佳节，酉时之子 民国九年，1920年，正月十五。这天是元宵节，高邮城处处挂起了红灯笼，满眼都是舞龙、荡湖船，送麒麟等民俗喜庆节目。当人们沉浸在新年的祈福之中，城北科甲巷汪家大院诞下一男婴，这个孩子便是日后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汪曾祺。彼刻正是日落时分的酉时，一声响亮的初啼，划破初春的暮霭，似乎兆示着这个甫降人间的孩子，将有一个不同凡响的未来。而这一天，也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诞辰日。 汪家似与节日有缘。汪曾祺的姐姐生于七月初七乞巧节，而其生母，生肺痨离世那天，是七月十五，即民间的“鬼节”！不知其间有何玄妙？汪曾祺既生于元宵节，自然对这一天格外钟情。汪老至晚年仍记得，小时候这样过生日：“到了那天，总要鼓捣一个很大的、下面安装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我的家》)家乡上元夜摇曳的烛光，一直映照在他记忆的深处。 汪曾祺在写高邮时说，“江浙一带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答云高邮，多会肃然起敬。曰：你们那里出咸鸭蛋。”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似的！作为汪先生的故乡人，我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禁莞尔。这样的经历，外出的高邮人几乎都曾遇到过。高邮咸鸭蛋之声名在外，诱人可餐，实在因为那里的水荡多，高邮麻鸭本品种优良，再兼以螺蛳和小鱼虾为天然饲料，营养丰富，下的蛋自然也好。不过，让我辈感到荣幸的是，今日提及高邮，人们除对咸鸭蛋赞不绝口，还会对汪曾祺肃然起敬，会说，哦，汪曾祺也是你们那里的！就连国家领导人，在提到高邮时也说：“高邮还有个汪曾祺。”许多人正是通过汪曾祺的作品，认识了高邮，并了解那里韵味十足的风土人情。秦观是高邮最大的文人，此后虽有明代散曲家王磐、清代训诂学家王念孙父子，终究名家、大家为数不多。当代有了汪曾祺，“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的慨叹就此可以休矣。 除江阴高中三年，汪曾祺在家乡只生活了十六年。但这十六年的记忆，对汪曾祺的一生却有着深远影响。他的女儿犹记得这样一件事，粉碎“四人帮”后，电视里播映大量的老电影，有一天是《柳堡的故事》。“插曲一唱，爸马上竖起耳朵听，继而放下手里面文章，兴冲冲地奔向那台九吋的电视机。他端坐在那儿，聚精会神，那里平平淡淡的情节竟使他感动不已，眼中炯炯地射出亮光……”并且一口断定：“这是我家乡的事！”柳堡在宝应县，与高邮比邻，其自然风貌大类相似。“你看河边的大水车，那是我们家乡最典型的风景，那支歌是怎么唱的来着？”汪曾祺不禁哼起插曲“十八岁的哥哥哟，惦记着小英莲……小英莲！这是我们高邮姑娘的名字，我们家乡的女孩子，尽是小名叫作莲子的，大莲子，小莲子……即使不是高邮的事，也一定是在那儿拍的！” 后来，由陆建华先生策划，江苏电视台为汪曾祺拍了一部专题片，片名即《梦故乡》，大部分镜头采自高邮的风光。汪曾祺把这部片子看了一遍又一遍，儿女逗趣地说：“表现不俗，可以评一个最佳男主角”，汪曾祺竟未回话，女儿猛回头，一下子惊呆了：父亲直直地盯着屏幕，泪水顺着面颊直淌下来！ 能不忆家乡！家乡的风物景致，其一草一木，抑或一人一事，不由分说地成为汪曾祺小说中最为让人津津乐道的细节。原来，他是在以另一种方式重返家园，梦回故乡。
名士风度，父子相沿 著名作家叶兆言曾说：“和汪曾祺接触过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他确实有本钱做名士。”是真名士自风流，做名士的第一个本钱是要博学多才。汪曾祺的文学成就时人尽知，除了这个，他还有别才，琴棋书画，起码占了三样，汪老的书画多有示人，其功底和韵味，自不待言。一般人想不到的是，他亮开嗓子、摆起阵势即能昆曲，拿起笛子、看着工尺谱能亦能伴奏。他嗜酒到了不要命的地步，曾自撰藏尾联“断送一生唯有，消除万虑无过”，后头藏着个“酒”字。落拓江湖载酒行，好喝酒、能喝酒是做名士的第二个本钱。其实汪曾祺的这些“本钱”都是打从他父亲那里一路相承而来的，也可以说，是19岁外出求学前在高邮打下的“底子”。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当年就是高邮的一位名士。其一生风流俊雅，擅长治印与绘画。别人画画是消遣，汪菊生画画则不惜工本，花费惊人。扬州画家吴笠仙的菊花有名，菊图按朵论价，每朵大洋两元，汪菊生竟请他画了一套菊谱，花了几百大洋。受父亲影响，汪曾祺自小即喜画画，不过汪菊生并不指点儿子，只在一旁观看。倒是父亲收藏的画谱让汪曾祺受益不小，从小翻来翻去，然后胡乱涂抹。幼学如刻，贯穿一生，晚年汪曾祺以书画为乐，甚至下面条等水开的工夫，也能画一幅荷花。有内行说汪老的字比画更胜一筹，这也是小时候在父亲的建议下写“张猛龙”的结果。汪菊生还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常带了一帮同好在大花厅里吹拉弹唱。汪曾祺初中时即爱唱戏，父亲拉胡琴，儿子唱。儿子学校开同乐会，他到学校去伴奏。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参加学生剧社，再后来到京剧团做编剧，尽管前者出于爱好，后者为命运的安排，但倘若不是自小受其父亲的影响，在梨园里亦未必如鱼得水。汪菊生还喜欢养花养蟋蟀养金铃子。这些都是名士的“时尚”。汪曾祺与汪菊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那种，这一“家风”传了下来，汪曾祺家里也是“没大没小”，儿女们甚至孙女外孙们，都可以直呼他“老头儿”。多才多艺，热爱生活，为人善良，处事随和，这些方面，汪家父子庶几相似。一次，单位联欢，互赠礼物，一般人都是带点家中闲置物品或随便买点什么，汪曾祺却带了一只上好的砚台，直让同事们怀疑他家里“老货”多得很。他的字画，也是随手送人，从不吝惜。如此种种做派，让人无不忆及当年，每到寒冬腊月，或者灾荒无收之年，汪家便要发放数百担米筹子，让那些饥寒之人直接到米店兑付，此等义举传赞至今。
三位母亲，宅心仁厚 汪曾祺自幼失恃，虽有父亲宠爱，生活无忧，其内心毕竟多了一层悲苦。好在两位继母对他视如己出，至仁至爱。 汪曾祺曾说，生母去世时，他年方三岁。而据他的大姐巧纹说，母亲去世时，汪曾祺应是五岁。其实三岁离娘与五岁离娘都是一件让人可惜可怜之事。生母杨氏出自高邮城望族，外公杨菁曾任试用知县，杨家一向注重子女教育，后人多有成就。杨氏娘读过书，练过字，是位闺秀，惜乎体质孱弱，不幸染上“痨疾”，即肺病，娘家婆家为她四处寻医，终究不治。汪曾祺断奶后，杨氏即坚决独住一隅，自动与家人隔离，尤其不让家人把儿子抱去见她，以至汪曾祺对生母几乎一点印象都没有，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杨氏娘生前每天写一张大字以自娱，直到卧病不起。汪曾祺看过厚厚一摞母亲留下的大字习稿。 汪曾祺的第一位继母姓张，张家是高邮南乡张家庄的地主，后来迁居于高邮南门。张氏也是自幼失母，父亲再婚后，对她关心甚少，她是跟着姑妈长大的。也许是自己有着刻骨的丧母之痛，张氏嫁入汪家后，将心比心，对杨氏留下的孩子倒是十分怜爱。有一年冬天，汪曾祺将大便拉在裤子里，张氏二话不说，赶紧打来热水给他擦洗，然后抱他上床，替他围上棉被。旧时高邮有个风俗，姑娘从娘家回婆家，要让孩子手里拿着两根点着的安息香。70多年后，汪曾祺依然记得，“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模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可以说，张氏给了汪曾祺亲生母亲般的爱。可惜的是，张氏继母也因肺病而去，刚刚得到母爱的汪曾祺又成了没娘的孩子。 第二位继母任氏进门时，汪曾祺已17岁，在外读高中。两年后，汪曾祺远赴昆明，嗣后长达40多年未曾回家，所以与任氏娘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不过这不影响他们母慈子孝。任氏娘比汪曾祺大不了几岁，对他很客气，称他“大少爷”，汪曾祺则对其敬重有加，因为她陪着他的父亲走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上世纪50年代，汪曾祺每月会寄60元回家，相当于高邮老家两个人的工资。“反右”以后，汪的工资连降3级，仍然一次寄40元给家里，虽不再是按月寄，但这勉力挤出的钱却亦可见汪曾祺夫妇的一片孝心。。即使父亲去世，汪曾祺对任氏娘与弟妹亦常有接济，尽其长子、长兄之责任。 1981年，离乡42年的汪曾祺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到高邮，他即提出，要回去看娘。当时任氏娘住在竺家巷，汪曾祺见面就欲行大礼，被身旁亲友拉住，乃改为向娘深鞠一躬。1986年第二次回乡，晚宴后夜已深，汪曾祺坚持回家看任氏娘。陪同他一起回家的高邮学者陈其昌先生至今犹记，顶着满头白发、已有满堂儿孙的汪曾祺固执地在任氏娘房前的台阶上长跪不起，其情其景令人动容。任氏拉他起来，他说，我是出远门常年不归的人，这是汪家规矩。任氏90大寿时，汪曾祺写信回来，嘱弟妹们一定要代他向娘磕头祝寿。 生母的过早离世固然给汪曾祺造成终身的遗憾，两位继母的慈爱却也让他有了另一番人生体验，收获了更多的亲情，使他在长长的漂泊岁月里始终心存几缕温暖。
桑榆之年，梦回高邮 科甲巷向北通向高邮东大街，那是旧高邮的一个繁华处所，街边店铺一家挨着一家。科甲巷的西边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巷子叫竺家巷。汪曾祺的祖父在高邮开有两家药店，汪家家境不错，宅子的气魄也不小，前门开在科甲巷，后门则在竺家巷。诸多的堂屋、房间、套房间，有四个天井，一大家子人住着仍显宽敞有余。宅子的北边，是两间大花厅，南边一溜的大玻璃窗，阳光明媚。汪曾祺的父亲时常邀请一些新知旧雨在此喝酒唱戏，吹弹歌舞，这种雅致的情调，或许使汪曾祺自小耳濡目染，成为他文学开蒙之内因。再北边，还有一个大花园，园中有蜡梅四株，主干粗如汤碗，近春节时，繁花满树。汪家大院与东大街之间是临街的店铺，从科甲巷到竺家巷，有豆腐店、南货店、剃头店等九家店铺。汪氏两家药店之一的保全堂，就在这条街上。少年汪曾祺经常在此玩耍，在他的故园记忆中，这里无疑是最清晰的一段，以至于他以高邮为题材的《受戒》、《异秉》、《故里三陈》、《侯银匠》等小说，都可以在这条街上找到原型，或成为其经典小说的文本源头。 这些年，汪曾祺故居不时有远道而来的造访者，他们多多少少带有一种朝圣般的心情。王安忆夫妇去年悄然去高邮，出租车复三轮车，七拐八拐，一路打听到汪曾祺的故居，如此虔诚，只因为那里曾有汪老的足迹与身影。不过，今日所见的汪曾祺故居仅为60平方，乃当年汪宅后门旁的小偏屋。其胞弟汪海珊曾绘制汪宅的平面图，从图上看，现存的这几间偏屋应是当年的柴草房，而正屋早在私房改造时即归了公。汪曾祺晚年曾希望房管部门能归还一点祖屋供其回乡暂住，他在信中说：“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然此区区愿望，直至汪老去世，终未能实现，想来不胜凄然。于今“死者长已矣”，憾事终成过去，后人缅怀汪老，也只有“生者当勉力”了。
结语
又是花灯满街的元宵节，九十年前的今天，高邮城里有幸诞生了一个名叫汪曾祺的孩子。尽管汪曾祺在家乡不过16年，但他日后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给高邮带来意想不到的荣誉。对于汪曾祺来说，童年以及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其文学创作的一个源头，而在更加漫长的外乡生活中，家乡则成为心灵的最后归宿。出发即回归，汪曾祺时刻走在归乡的途中，在他精妙绝伦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印证。(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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