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台乡下劳动改造的日子

老槐树

       1969年2月3日一早，东台中学那些奔赴农村劳动锻炼的学生自带背包等生活用品，分乘十多辆汽车，一路高歌分赴各自所在乡村。我和五个同学被分配到新街的大庆大队，当时从公社（即现在的镇）到大庆得走二十里的路，个头矮小的我,挑着棉被、脸盆等衣物用品，艰难地到达目的地。
       到得村里，男女老幼，个个惊讶地看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我听得一个年长者指着我们，在与别人说着悄悄话:“他们是在城里犯错误来这里的。”听后我感到非常的气恼，又不敢发作，只能暗下决心要在农村好好锻炼，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这时正处在冬天的农闲季节,天寒地冻,好在六个同学相聚相伴在一起，也不感到寂寞冷清,于是男同学们每日出外砍柴备用，女同学便留守在家烧火煮饭。不几日屋前空地上已堆满一人多高的柴垛，看着劳动收获,大家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村里那个叫“红霞弟”的生产队长，将上级给我们每人40元的生产生活用具购置费私自挪用，并且多次趁男同学出外砍柴时对两个女同学动手动脚。于是大家决定逃离大庆村,在临近年关的一个月黑风高的雨夜，六人合撑着两把雨伞，沿着泥泞不堪的漆黑小路，一路跌滚着狼狈地摸到镇里。在车站等到了早上回台城的汽车.
       1969年春节一过,我又回到公社,而在大庆村一起劳动的那五个知青一个也没再见回来,他们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去了。这回公社安排我与另一个知青一道插队到一个叫山洋的自然村,但两人相伴仅三个月,那个知青便子承父业,回城当牙医去了。只留下我孤身一人呆在村里,而我因父亲当时正作为“走资派”关在学习班五车干校的“牛棚”里,自然是不敢乱跑乱动。想不到，这一留就是四整年。可以说，当时像我这般年龄只身插队的还真没有，我只有坚持下来，好好表现，争取有出头之日。这样,我从16岁开始,除了一年中在农闲时偶尔回趟家休息三两天外,就一直呆在村子里，并逐渐融入村民的生活中，与他们交朋友，建立了劳动感情，到后来倒也不觉得孤独。
       上世纪70年代初的生产力还十分低下,一切农作,从一粒小麦种、一个山芋的播种育苗到种植、施肥、打药、除草,直到收获加工乃至二十四节气的农活运作,我都逐项地不断熟悉，逐渐熟悉后，劳动起来倒也得心应手，成为一个较强的劳力。后来最多一年能挣2700多个工分，不低于村里的全劳力，也算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这中间又包含着多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与辛酸，自己也能从中体味到。于是对儿时在小学课本上念过的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诗更有深切的体会。
       这期间,生产队的劳动我几乎一天都不敢拉下,况且我还一直兼着生产队记工员,这记工员可是个自身必须天天到场劳动的差事,其中有两年我还兼着大队识字夜校的教师,白天干完活,晚上还得步行数里地到大队所在地,为几十名失学少儿教书识字,这样每月可以得到3.5元的酬劳。我每天离开夜校摸黑回村子时已近晚上10时。与村里男劳力相比,我更为辛苦些，因为生活琐事都得自理,天没亮就要起早做饭,中午时分其他劳力可稍事休息,我还得自己弄饭吃,时常是咸鱼甚至白糖、糕饼和着清汤水,胡乱地将地玉米糁子与大米的混合饭吃着以填饱肚子,好在劳作之后已是饥不择食，吃起来也觉得好香。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砍柴、挑水、洗衣等活计，都是我这个并不快乐的单身汉无可逃脱的事务，没有人能帮着你。
       农活最忙的时候是“双抢”季节，我每天从摸黑开始到摸黑结束忙活着，其中劳动强度最大的是麦子和玉米脱粒，我自告奋勇和另一村民踩打谷机，两人脚下的打谷机从早上五六点钟到晚上六七点钟几乎在连轴转,而且是连着几天不间断踩下来。1972年“双抢”结束后的一个夜晚，平日里不多见的大队党支书老林、工作队长老陈,打着手电来到村里，两人好奇地循着油灯和灶火忽闪的亮光，难得来到了我那半露天、敞开式的“厨房”,看到我还在做饭,他俩揭起锅盖,手电光下,锅里沸腾翻滚着掺杂在一起的玉米和马铃薯，饭与菜是一锅煮，两位领导相视无语,默默离开了。不几天，我意外地听到县上的有线广播赞扬我废寝忘食坚持在农村劳动锻炼以及积极投身“双抢”的快板书，惊讶之余，也颇感欣喜，觉得自己的劳动得到人家的好评。
       以后我回城了，参加了县政府部门的工作，但对于我在农村这段的劳动生活经历，则永志难忘。虽然较为艰苦，但得到了磨炼，对日后工作中的成长很有好处。

飞雪

好象是五七干校，也叫农干校，在现在的八里，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