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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乱总是肇端于一些小事.在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加大，分配不公严重，官民干群矛盾加剧的时期,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就可能掀起惊天动地的大浪.要使一个火药桶不爆炸，就要防范任何一个火星。
远的不说，就拿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政府大清王朝的垮台来说吧。
从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清政府的统治能力来看，直到1911年10月，清王朝怎么也不像一个在两个月之内就会垮台的政府。它有完善的政府机构，有在当时世界上也算得上是现代化的军队，还有两千年皇权观念顽固的臣民。可是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它真的就在两个月后垮台了。
1911年10月10日的白天，湖北省的政府机构还在正常运转，把三个企图造反的党人（历史书上说的彭、刘、杨三烈士）砍掉了脑袋。到了晚上，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里有几个老兵闲着没事在营房的一个墙脚里议论这件事。这时，他们的哨长（相当于现在的排长）走过来，见他们还不睡，就骂了一句：这么晚了，还在这里谈乱党，想造反啊，找死？几个老兵本来就对这个平时人五人六作威作福的哨长一肚子不满，听他这样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时火起，对骂一句：造反就造反！拿出枪来一枪就把哨长打死了。于是，兵变开始了。
这就是武昌起义最初发生的真实经过。后面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而我想说的是：武昌起义肯定不是一起有预谋的起义或造反，起事的兵和造反的党人也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理由是：
一、 党人如果和湖北新军有密切联系，何必还要冒着巨大风险去汉口的俄租界里制造炸弹，到新军的兵营里，什么武器没有？
二、 如果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起义，那么为什么起义后还要把黎元洪（湖北新军长官）从床底下请出来？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造反了还怕权力不会用？
三、 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是在几天后，才从美国报纸上得知起义爆发的消息的。而他从美国赶回国内，更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了。其它革命党领袖如黄兴等，也是在起义爆发后才得知消息，赶赴武昌的。
其实这三点就说明了，造反不是有预谋的。只是社会矛盾的大激化而已！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是如此的快。昨天还强大的不得了的政府在兵变发生后变得如此的腐朽和不堪一击。先是领兵的将领为了自己的地位而保存实力不全力进攻，再是原来观望的各省实力派纷纷改变了立场“反水”了。到此时，形势大变了，社会的动乱变成了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清政府是垮在了一个小排长手里。他的一句小官僚常用来作威作福的话，不经意地居然点燃了一场革命的大火。遗憾的是至今也不知道此公的姓名和生平事迹。现在，我们清楚了，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官府的人，表面上威风凛凛，高高在上，实际上在草民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小民们平时一肚子的怨气已经无处可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理由出气的机会，于是，小事变成了大事，后面的事也就不用说了。
治理国家是政治家的事，但是感受的却是每一个人，让绝大多数人感到有希望，感到公平，是政治家的目标，更是每一个官员的职责。而没有了公平和公正，没有了高效和廉洁的政府，没有了安居乐业的人民，一个现代化强国是不可能产生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而老百姓面对的主要是基层官吏。如果这些人胡作非为，天天对老百姓作威作福，而又不会受到遏制和惩处，那么这些人的行为就都是在拆政府的台，都是在各处点燃一场社会动乱的大火。在一个各级官吏都在四处点火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的。如何严历管肃和惩治这些官吏，不手软，不姑息养奸，酿成祸害，平息老百姓对他们的怨气，才是政治家最应该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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