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我们怎样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的人

海园李

                                　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怎么样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的人

　　主持人：我最近在北大听了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演讲，她谈到中美整个教育差距，其中几点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是美国的父母不会给孩子说，你每天要穿什么衣服。可是在中国，冷是“有一种冷是你妈妈觉得你冷”。第二，对于美国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从事的事情是他们非常热爱的，因为爱它从事它，所以可以不计较其他的功名利禄，这样才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这样的事情似乎对我自己来说一种奢望。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抱怨雾霾、堵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赖以生存的时期是我们真心喜欢的。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下一代有改变的可能性呢？

　　朱永新：当然是有改变的可能性，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在不断地改变之中。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改变的方向在哪里，教育到底是做什么的？因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怎样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不太清楚的。整个社会的教育学的素养是不够的。整个社会的高度的对教育的恐慌，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有钱的有权的都把孩子送到国外或者是国际学校去了，他们也在抱怨，事实上教育和他还有距离。大部分的父母不知道究竟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究竟孩子的成长有没有规律。他们只知道，反正就是要进最好的幼儿园，要进最好的小学才能进最好的中学，才能进最好的大学，才能找最好的工作，才能有好的收入，这样就层层加码，不输在起跑线上。不断地上补习班，把孩子的时间空间填满。实际上孩子的时间空间满了，他的发展空间就满了。这是教育基本的常识。

　　开车还要考证 现在父母没教育知识就生孩子

　　学校教育也是这样，实际上你尊重一下孩子，给孩子有更多的选择，应试教育下你考试永远只有一个第一名，其他的都是失败者，我们现在是一群失败者陪着一个第一名。人什么样的情况下创造力能够最好的发挥，关键是创造一种氛围，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性，让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表面上有一个好的分数，这是付出极大的代价获得的，这是透支了今后人生的时间、精力和发展的可能性获得的，最后是欲速不达。还是需要在全社会更多的去普及教育的知识，去普及教育的常识。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关注的不够。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关注中国的家庭教育问题。我一直说，作为父母亲比开汽车要复杂得多，开汽车还需要考证才能上路，现在父母亲什么教育知识都不知道，就生孩子了。

　　的确我们需要一个教育的启蒙运动，需要一个全社会的教育大讨论，刚刚顾教授也讲了，三中全会的精神非常好，我们追求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这个蓝图非常好，教育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晰。但是全社会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背景。我一直建议在中国开展教育大讨论，教育思想的大讨论，让全社会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我们所需要的人，怎么样发挥教育在整个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一直在呼吁要开展全社会的教育大讨论、思想大讨论，这样为教育改革去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中国教育模式没有个性化 科研问题更大

　　朱永新：追求诺贝尔奖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成为我们一个真正的追求目标，应该是我们额外的奖赏。社会进步了，科技进步了，教育发展了，诺贝尔奖自然而然会来。我们达到这样的水准，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科学家的使命就完成了，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它只是额外的奖赏。

　　不仅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还有科研体制的问题。从教育上来说，应试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要素。因为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我们只有一个因素，就是分数的因素。整个教育围绕分数在转。它不鼓励你个性的发展，不鼓励你让每个人能够充分的、自由的成长。刚刚潘晓婷的故事，她是比较自由的成长的，按照自由论的理论，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自己的领域成为最好的自己。在分数这样的应试背景下，以背诵和知识的体系作为评价最终极的标准，不需要怀疑精神、批评精神，不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背景。尤其是我们整个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基本上都是“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试全忘记”的模式。在国外的大学中，所有的学科，先让你了解这个学科的历史，然后讨论、对话、争辩。通过这样的过程，一个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就得到了成长，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科学研究恰恰是符合这样的规律，不断地试错和怀疑。没有尊重差异性，没有考虑人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用一个标准和一个模式，一个大纲来衡量所有的人。这是教育的问题。

　　科研当然问题就更大了，因为科研是直接在影响着科研的效率，我们现在科研跟应试教育是一样的，就是用一个标准，用发表文章的标准衡量。而且整个科研是一个行政化的体系，中国真正的学者在科研组织当中没有发挥作用，包括所有的学会。照理说，学会是学术性的自治组织，是科学家的联盟，现在我们所有的学会基本上都依托在政府的部门下。例如，医学会往往是卫生部的领导下来做，教育学会是教育部的领导下来做。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评价标准的行政化。在科学发展中，科学家没有起到真正的应有作用。科研评价标准是一个大的问题，也必须要进行变革。行政化的导向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让每个学校办出个性和特色，让孩子上学有选择的可能性

　　朱永新：我有信心。因为我觉得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和快速的发展，给教育还是有启示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化，行政化怎么去，应该让更多的民间力量到教育当中来。从80年代到2005年，教育的民间力量跟政府的力量差不多在共同推进的教育发展，那时候的教育经费大概是年增长19%，从2005年到2012年，整个民间对教育的投入降到2.6%，而且中国的民间力量一开始实际上投入也不大，都是滚雪球慢慢滚起来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大企业家一直没有到教育当中来，也不可能进来，也没有兴趣进来，因为进来以后可能就给你“关门打狗”就再也出不去了。没有让民间力量来介入教育的机制，没有和公办学校抗衡的一支力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主张，第一是应该让企业家，让民间资本到教育当中来，比如说民间资本办大学。怎么才能多元化？依靠民间力量。我们现在90%以上是公办学校，如果倒过来，70%是民间的力量来办呢？这时候可以可以各显神通。当然，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这没有问题。关键是让每个学校办出个性和特色，你就有选择的可能性。你把办学的自主权交给大学，这些民办学校的自主权更有可能实现，中小学也是如此。中小学最好的学校都是政府办的学校，这跟国际上正好是倒过来，国际上最好的学校都是民办的学校。“政府保基础，民办创特色”，这样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大，你的孩子就可以有无限的选择可能性。

　　中国的好教师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非常严重

　　另外，我们的退休机制，一些好的教育家55岁退休，男的60岁退休，退休以后再也没有空间了。比如中国的乡村学校，现在乡村的教育的空洞化是很大的问题，农村的村小学都没人了，都跑到城镇和县城去了，县城大班额，100人、90人的大班级太多了，农村没人了。农村没有好教师，好教师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中国的好教师“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非常严重，村里到县里，县里到市里，市里到省里。教师是整个教育非常关键的要素，谁站在讲台前谁就决定孩子的命运和教育的品质。现在关键是在整个乡村没有好教师，能不能让教育家下去，政府给他买单，给他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真正的教育家没办法给他机会，没有可能性。但解决问题的答案还是有的，我并不悲观，只要你的思想更解放一点，把机会给民间，把机会给教育家。中国人一点都不笨，中国人那么勤奋，那么有智慧，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好教育？这是不应该的。

　　上文是朱永新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凤凰网联合举办的＂思想空间论坛＂第九期教育跨界尖峰对话。参加对话的嘉宾有：本论坛成员朱永新，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三位嘉宾围绕＂诺贝尔奖与中国教育＂ 展开精彩对话

湿地树人

都说成人最重要，你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