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工人老大哥 于 2015-12-15 17:49 编辑
一些官为何天生怕民众言论 我曾认定限制自由言论有利社会稳定 多年前我还在共和国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队伍里，曾经碰上这样一件事，某地村民对村长与社会不满，竟然在全村人合用的水井中下毒，毒死了十几位村民。犯罪性质恶劣，影响极坏。案发后我所在的平时很少介入到国内事务的强力部门竟然要求国内媒体不得报道这位村民如何起歹心、通过什么途径买无色无味的毒药，以及投毒经过等等。 媒体好不容易碰上这样精彩的犯罪素材，自然对我们的指令很不满，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干涉国内的媒体报道呢？难道涉及到国家安全不成？就直愣愣地问领导，为什么要限制媒体报道？老领导没回答，第二天才拿了一份打印的材料给我，说，这是我专门从公安那边给你要的一份材料，你自己看看。我看了一下就明白了，这种犯罪不是没有过，也不是没有让媒体报道过，而不久前的一起放开媒体报道就显示，公开报道过这样的恶性犯罪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的类似事件呈直线上升！ 我相信这个统计是真的，领导没有必要专门为我这样的小人物伪造数字。这份资料和领导的眼神确实让我相信，在一个充满“愚民”的地方，言论过分放开，媒体自由报道，确实可能引起更多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犯罪，危及社会稳定与老百姓福祉。也可能是在这种信念支撑下，你们现在眼中的老羊头，曾经是最优秀的国家政权卫士之一。 但时过境迁，二十年后，当我自动转换了角色，最终站到了“愚民”一边时，我经过观察开始了更进一步的思考。那个投毒的村民行为可恶，为防止恶性扩散应该限制媒体的报道自由，但那个村民在挺而走险去投毒之前，是不是有什么冤屈得不到伸张？是不是没有表达的阵地？是不是媒体也把他当成负能量给彻底屏蔽了呢？如果是这样，我们政府与强力部门会不会在用相同的维稳思维制造了事件？又去限制事态恶化？不稳定的因素会不会也包括我们，包括限制自由言论本身呢？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言论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危及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个人“自由”肯定会被管治。人类几千年了，“言论自由”的概念也只不过才几百年，这说明言论自由确实是同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国民素质提高相关联的，这对于一些一听到“言论自由”就激动，马上连任何质疑“言论自由”的自由都无法容忍的人，肯定不太中听。但这是事实。 可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尤其在资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民众自我觉醒的速度同网速一样与日俱增，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言论自由”是稳定的天敌，还是“压制言论自由”才是动乱的根源呢？这个值得我们每一位公民，更值得执政者认真思考，认真对待。 可以拿中东埃及、突尼斯、利比亚来说事。据说谷歌、脸书和推特的放开，让那些制造动乱试图推翻政府的人能够相互联络，最终成功。这被一些学习型政权反复研究、认真思考，吸取教训后竟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一定要收紧互联网管治，不得有言论自由。否则就乱了。 可我们不妨反问一句：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国家都放开了谷歌、脸书和推特，咋就没有乱呢？还可以更进一步反问：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在言论上的控制远远苛刻于地球上大多数国家，才最终引发骨牌效应，爆发混乱，他们才自食恶果吗？ 好像扯远了，我们还是谈中国自己的事吧。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常常举一些大陆各地群体事件的例子，这些例子几乎清一色地说明，老百姓上街表达意愿的动机和目的都很简单：他们的正当权益和经济利益受到危害与侵占，找不到伸冤的地方就走上街头，爆发冲突。而过去多年来，在维稳思路指导下，对这些群体事件几乎都是如临大敌，甚至稍微发现个别人的言论出格，就立马上纲上线，弄成了海内外敌对分子互相勾结，要反党，要颠覆政权。其实啊，这些老百姓甚至连总书记与总理的名字都写不出，哪里有你说的那种意图呢？可当你真把他们当敌人来预防来压制时，他们却很可能真被逼上反抗之路。 这道理还不简单吗？可为什么每一起简单的权益诉求都能被一些领导硬是引导上对国家政权的威胁上？主要原因是利益作怪。民众觉得权益受损，地方当局与利益集团互相勾结不愿意让步，吐出嘴里的肥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民众的利益诉求引导上“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上面才会任凭他们处置，而不去追究到底是谁在作奸犯科，侵占他人财产。最早我理解的限制报道“投毒”事件以维护民众利益，发展到现在，已经称为限制报道真相而维护他们自己的贪污腐败。 一些官员天生害怕民众的自由言论，因为现阶段，更多的自由言论都是围绕在揭露贪污腐败上的，这是符合中央政策和习总反腐大方向的，可官员害怕啊。今天让你言论自由，明天你可能就开始自由揭露他们的腐败了。所以，自由的敌人是贪污腐败分子。事实上，我曾受当局委托，跟踪了一些案件，发现每次闹得沸沸扬扬的言论案件，背后都有几个超级腐败的黑手在运作，他们要就是害怕自由言说者某天突然转向他们，要就是展开了秋后算账。真正和国家安全与利益关系不大。 这些人为一己私利所做的事，对国家和民族的破坏，甚至对执政者的损害，都是巨大的。平时对民众不满的压制，对符合宪法的言论自由的限制，最终让民众别无选择。而当民众作出了选择时，恰恰又不是他们所说的“正当途径”，是在“破坏”稳定。这种恶性循环一度让中国举步维艰，其根源正在当局而不是民众。 从执政者立场出发，我能理解他们维护政权维护稳定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我甚至也承认，中国暂时可能无法达到国际上大多国家已经接受的那种言论自由的程度，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连基本的言论自由也不应该拥有，给一些贪赃枉法与腐败分子以机会欺诈打压民众，那么，最终引起社会混乱，制造对执政者最大挑战的一定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而不是“言论自由”本身。这个道理中国古人早就明白了，世界各国的历史也都证实了，为什么还执迷不悟？ 杨恒均 2015年12月14日 杨恒均简介； 中国公民。学者、作家与时评作者。（香港）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曾在中国政府、香港中资公司任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著有间谍小说《致命弱点》、《致命武器》、《致命追杀》，杂文时评集《家国天下》（世界知识出版社）、《黑眼睛看世界》（南方出版社）、《伴你走过人间路》（中国青年出版社）、《说中国》（长江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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