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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垦滨淮农场场长刘玉兰反腐蒙冤昭雪纪实（6）
1997年4月19日，滨淮农场财务科纵火案被立案侦查。 1997年4月22日，姜立宽召开会议（指定人员）说，司法部门承办刘玉兰等案件的费用由省农垦承担，并点明：火，原来大家都怀疑是董云飞放的，现在看来，刘玉兰有重大经济问题，火是她指使亲信放的，目的是陷害领导……。 1997年4月23日傍晚，姜立宽派亲信周作义（时任政治处副处长，现任农垦公司纪委书记）率江苏农垦工作组进驻滨淮农场后,以淮阴党校借用之名,宣布刘玉兰离职离场(变相失自由)。
有这么个背景儿，后来刘玉兰的恶劣处境和悲惨遭遇可想而知。但其手段并不高明，只能用“下三滥”来形容。 手段之一：假传“圣旨”，借刀杀人。联合调查组进场第二天一早紧急召开全场干部大会，在会上公开宣布：刘玉兰有严重经济问题，查她是省纪委曹克明书记批示的，大家不要怕，要广泛深入地揭发（因刘玉兰未被举报过，立案无据）。从而将曹克明书记对查处纵火案的批示偷变成查处刘玉兰，目的是为转移侦查视线保护纵火人捂盖子。 手段之二：以组织名义，滥施淫威。连“文革”手段都用上了，1997年4月24日早上五点钟，农场广播连续播放刘玉兰离开滨淮农场的消息，同时宣布调查组接管农场财务审批权，规定资金只准进帐、不准出帐，并选调垦区财务审计骨干来滨淮农场全面查账寻找刘玉兰问题，结果十五天的审查未找到任何问题，1997年5月8日在刘玉兰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又用广播连续播放免除刘玉兰一切职务的消息，再次发动揭发。几次组织决定，意思只有一个，刘玉兰无职无权了，谁也不要心存幻想，可以任意揭发批判了。 手段之三：刑讯逼供，惨不忍睹。1997年5月21日，盐城市检察院对刘玉兰夫妇进行非法拘禁。期间，办案人徐学坤（时任盐城市检察院检察员，现任盐城市盐都区人大副主任）等对刘玉兰及其证人实施的刑罚可归纳为：打、骂、跪、吊、铐、踢、掐、蹲、开“飞机”、站砖头、端水盆、灯泡烘眼、铁链悬挂、不给睡觉、不给水喝、不准大小方便等23种, 使其被打得全身都是青紫斑，被悬空吊在铁链上13个昼夜拷打, 即使例假来了，也将其吊在空中，只能无奈的任其血水顺着大腿流淌, 有时被反吊双臂站在四块砖头上，然后抽掉脚下砖头，只能脚尖点地，一吊就是几个小时，腿脚肿得裤子脱不下，鞋子穿不进，刘玉兰在徐学坤非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下多次昏迷（徐学坤伪造笔录乘刘玉兰昏迷时偷捺手印）。暴刑中,徐学坤还多次对刘玉兰说：“知道你没有问题，但领导有交待，这次至少也要让你坐两年牢，尝尝滋味。谁叫你举报的，举报信现就在我手里，劝你还是放明白点，想少吃皮肉之苦，就得按我们的要求签字，既然抓进来了就不可能让你无罪出去，不签字只能打，打死了就定畏罪自杀，反正不要我们花一分钱，全是省农垦的”。这话虽然狠，但又非常真。
刘玉兰受贿案的证人：陈亮被徐学坤非法拘禁21个昼夜放出时遍体鳞伤、鼻口出血送医院急诊（陈亮和9个目击者的证词已提交在卷宗），曹某某被非法拘禁５６个昼夜后放出时，耳朵被徐学坤打后几个月听不清声音、纵火案蒙冤者林海被打掉两颗牙齿（相关证词及林海的伤情照片已提交在卷宗）。 手段之四：威逼利诱，暴力取证。1997年4月23日起，联合调查组对农场干部队伍划线排队后抓了近百名干部，要他们交待揭发刘玉兰的所谓问题，许多人因不愿配合其造假而遭毒打拷问，其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要数曹某某，因不愿按办案人员说的“说”，前后两次被非法关押60个昼夜、刑讯逼供。另一种，就是拉拢提拔曾经被农场处罚过的人员，让其编造散布攻击刘玉兰和当时讲公道话人的言论，搞假举报。再一种，对作伪证的人进行违规提拔重用（其中三人获江苏农垦违规提拔），对坚持原则不配合作伪证的人进行岗位调整等。一时间把个原本秩序井然的农场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高压手段的结果，就是用伪证、假证制造了三起冤案：一是刘玉兰被定性所谓受贿罪，标的为20738.26元，判实刑二年；二是因刘玉兰的丈夫陈亮为其鸣冤，第二年又把他作为刘玉兰同案犯而提起公诉，判实刑一年，期间致使她们的独生女儿陈晨不明原因全身溃烂成洞身亡；三财务科长林海被打成为纵火及贪污犯判刑五年，其父亲老共产党员气愤成疾含冤而死。 1997年11月5日刘玉兰案一审庭审时，公诉方提请的证人出庭后，均为刘玉兰作无罪证明，结果四位证人全部又被抓了起来，被关押的时间长达19个昼夜，重新“加工”的证词未经庭审质证（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决定书中明确认定：“部分证据未经庭审质证”），便作为强行定罪的证据。就这样，强权战胜了公理，也强奸了法律，1997年12月17日，刘玉兰被蒙冤判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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