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子墨 于 2016-4-1 14:08 编辑
转自于网络。以纪念哥哥张国荣。愿天堂没有忧郁，只有快乐！
4月1日。
这天理应是普通的一天，顶多又是一个普通的愚人节。
香港，跟大部分的亚洲地区一样，愚人节从来也算不上是个节日。
直到2003年的愚人节，这一天，不少人第一次感觉到愚人节那既是戏谑又是残酷的存在。
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短短几年间，张国荣做了不少事。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不在专辑、电影、电视、报纸、杂志里出现的他，到底过着怎样的日子，大家只知道他公开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说，自己得了胃酸倒流，影响了喉咙和声带。
林青霞说，她跟他看电影，却发现他搂着她的手不停地抖。
梅艳芳说，她听说他很不开心，用尽了各种方法联络他，打电话、写卡片，却始终未能找到他。
陈淑芬说，他的身心受尽煎熬。手抖、睡不着、流冷汗，病情发作起来时所有的筋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来一样。
唐鹤德说，他一直很合作，有定时去看医生。
然后呢？
2002年11月，他曾经自杀，但没有成功。
那个人们看不到的他，原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相当痛苦。
早上10时许，室内设计师莫华炳（Alfred Mok）接了个电话，那是张国荣打来的。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张国荣表示。
莫华炳是张国荣寓所的设计师，两人私下交情匪浅。
不过两天前，莫华炳干儿子名下的马匹于赛事中得了冠军，而那匹马的马名便是由张国荣起的，莫华炳于是打了个电话想给张国荣报喜，不过当时的他却没有接电话。
“打电话给你又不听，你怎知我今天有空呢！”莫华炳故意说出这样的话来逗张国荣，但从对方的应对中，他感觉到张国荣很想跟自己见面，才又收起了玩笑话：“傻仔，我一定和你吃午饭的。”
两个人约好一点钟在铜锣湾的Fusion餐厅见面，选在这家餐厅是因为它的地点很靠近莫华炳的办公室。
下午1时，莫华炳如约抵达Fusion餐厅。在那里，他看到身穿深灰色T恤、浅灰色西装外套的张国荣面戴口罩，安静地坐着。
莫华炳才刚坐下，张国荣便对他说：“隔壁有人咳嗽，你为什么不戴口罩？”
口罩，忽然成了人手一道的护身符。
2003年春天，非典型肺炎（“SARS”，香港俗称“沙士”）肆虐全球，几乎无一地方幸免，虽然受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其造成的恐慌绝对是近代少见的全球性扩张。纵然现代医疗远比古时优秀，但在“沙士”爆发初期，人类竟然都显得束手无策。医疗界治不好的传染病，顷刻间让整个社会都成了惊弓之鸟。
他们聊着，又点了餐。张国荣要了一份意大利面，胃口似乎还算不错。
餐厅里，有人认得他，他便对人笑，一切如常。
但是，在莫华炳的眼中，他看起来是那样的不安，手一直在抖个不停。
两人在餐厅里一聊便是三个小时。
张国荣告诉莫华炳，他在给他打完电话之后，便驾着保时捷漫无目的地兜风。他说，那天早上觉得很辛苦，只想开快车，最好就这样撞车算了，直至想起自己有约在身，才赶来赴约。
“真傻，不要说这些。”莫华炳即时反应过来，然后把话题拉开了。
张国荣又问了莫华炳的身份证号码，抄了下来。六个月前，他已经问过同一个问题，当日又再确认了一次。莫华炳事后才知道，原来张国荣是要在遗嘱里留下一份小礼物送给自己。
过去在一次闲谈中，张国荣曾经问莫华炳：“如果你病得很严重，没有药医，你将会怎样解决呢？”
听到这个话题，莫华炳当时的心里觉得突兀，然后又回应道：“我会吃安眠药，万一人家找到了都有得救。”
“你错了，”张国荣很直率地说，“要死，最直接是跳楼。”
莫华炳即时猛摇头，说：“我和你都这么‘贪靓’（爱美），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好像鸡蛋掉到地上似的，万一不小心压到别人……我们‘贪靓’，还是睡在床上好一点，最低限度有人救，跳下来变成‘一挞嘢’（意指一片血肉）怎么办？”
这次谈话之后，莫华炳的内心一直感到害怕和忐忑不安，于是经常都会和张国荣保持联络。吃这顿午饭时，莫华炳感受到张国荣的情绪低落，于是主动建议陪他到美国看医生，又说反正去美国也没有人会知道。
“也有人叫我去四川吸吸灵气，现在是‘沙士’高峰期，哪里都不能去。”张国荣回答。
吃完午餐，张国荣坚持要送莫华炳回公司。莫华炳当时觉得兜一圈也好，于是便上了他的车。就算是推开门或者开车门，张国荣都显得非常小心，不用手去碰，明显是怕“沙士”，亦显得爱惜健康及生命。
“你赶快回去换衣服，你约了人家打球。”莫华炳知道他习惯每周二约人打羽毛球，所以便在下车前对张国荣叮咛。
张国荣竟然跟他说：“你不用再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才见完你，没有必要打电话给你，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莫华炳当下便这样回答。
走到办公室大楼的电梯前面，莫华炳忽然觉得一阵惊心。
“你不用再打电话给我。”那句话，他以前听张国荣说过。
后来，张国荣告诉他：“那间酒店的窗原来打不开。”
心里一阵恐慌的莫华炳立即打电话给张绿萍——张国荣的大家姐，希望她能够联络得上他。
到了6时左右，张绿萍回了电话给莫华炳：“不用操心，我找到他了，他在中环，在Window Shopping（边看边逛），或者夏天到了要买一些衣服。”张绿萍想约弟弟去喝咖啡，他却说不用了，因为已经约好与陈淑芬见面。
莫华炳当时算是安心了一点，没有再因为张国荣的那句话而耿耿于怀。
跟莫华炳分开后不久，张国荣的电话号码被人拨通了。
“喂，唐先生吗？”陈淑芬拨了张国荣的电话号码，但是另一端却是唐鹤德接的电话，“Leslie在哪里？”
“他说出去走走。晚上7点钟我约了他一起打羽毛球。”对方回答。
“这样啊……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陈淑芬再次问道。
“他说他在中环一带跟朋友喝茶。”
“那好，我给他打个电话，一会我再联络你。”然后，陈淑芬挂线了。
陈淑芬的办公室在湾仔，跟中环只有两个地铁站之隔，也算是挺近的距离。她想了想，决定先打给张国荣。
手机很快便接通了，可惜接听的并不是张国荣本人，而是冷冰冰的留言信箱。陈淑芬当时心想，大概他正跟人在谈一些重要的事情吧。
“Leslie，待会有空打给我。”陈淑芬在录音讯号响起后留下了这段话。
4月1日，和其他日子相比起来没有什么分别，同样的星期二，同样的二十四小时，同样的日与夜……但是，这天却忽然起了微妙的差异。窗外，细雨蒙蒙，悄悄为这个城市罩上一层灰色纱帐，薄薄的、轻飘飘的，让人光是看着便觉得少了一点活力，多了一分忧愁。
但是，这一天结束，新的一天又会来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忽然，陈淑芬的电话响了起来。她取过电话接听，来电者倒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张国荣竟然这么快就打给她了。
“Leslie，你在哪里？”陈淑芬首先问他。
“我在中环。”张国荣平静地回答，这是个陈淑芬预期之内的答案。
“在中环干什么呢？”
“在喝茶。”
“这样啊，在跟谁喝茶呢？”陈淑芬又追问。
“不，就我自己。”这次张国荣的回应，倒不在陈淑芬的预期之内。
她笑着埋怨：“怎么自己一个人喝茶也不叫我？我在湾仔，我来找你吧。”
“不用，我要走了。”张国荣平静地推辞了。
陈淑芬没多想什么，再问道：“你要去哪里？”
“去Shopping（购物）。”
“我跟你一起去Shopping吧，可以吗？”陈淑芬主动提出。
这次，张国荣没有再推却，直接同意了陈淑芬的建议，“嗯，可以啊。”
陈淑芬看了看时间。他跟唐鹤德约了7点钟打球，现在去逛街的话，也没有很多时间。心里一急，她就要放下电话去找他了。
这时候，话筒另一边传来了一句话，让陈淑芬不由得停下放电话的动作。
“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看清楚香港。”张国荣的声音说道。
这句话，就像是一滴浓缩的硫酸，无声无色地渗透，然后在作为支撑点的柱子上蛀出一个小洞来。
“你要看清楚香港干什么啊？”陈淑芬开始听出来他好像有点不对劲了。
张国荣没有回答陈淑芬这个问题，短暂的沉默没有令支柱倒塌，只是被腐蚀的破洞愈来愈深，即使没再注意，它也依然映入眼帘。
“你到底要走了没？还没走的话，我过来找你。”陈淑芬焦急地说。
“好啊，那你过来吧。”张国荣爽快地答应了，他人正在文华东方酒店。
破洞仍然存在，无法视而不见，只是那根支柱依然屹立不倒。说不定，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缺口，只要好好用心修补，将来便不会有任何危险。
可是，对于熟悉的事物，人很容易有种错觉：以为那些越是熟悉的东西，它们便越不会改变。谁会知道一个无伤大雅的小小差别，背后可能已是无法修补的千根裂痕。没人知道第一道裂痕到底是由何时开始出现的，更不知道它会形成的原因。
当人们看到破洞的时候，或许，都太迟了。
“麻烦你，中环，文华酒店。”陈淑芬坐上了计程车。
司机没有认出她是天皇巨星的经纪人，也更不会察觉到她此刻的不安心情。
红色的计程车不徐不疾地前进。外面依然飘着雨丝，它们轻轻撞上车身，溅开成一点又一点的粉末，然后在地上融为一体，缓缓地往地下水道流去。
逝去的雨水，无声地朝着无人注意的地方消失。
某处，某个平静的湖面，却为此泛起了一阵涟漪。
没有汹涌的大浪，也没有狂怒的风暴。
陈淑芬到了酒店前厅，她左顾右盼，没见着张国荣。于是，她又去了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的咖啡厅。
“小姐，请问几位？”一进门，服务生便迎上来问陈淑芬。
“我找Leslie，他在吗？”
“张先生吗？”服务生有点困惑，“我好像没看到他在这里。”
“他不在？不会的，我们约好了，他一定在这里，我进去找他。”
嗒、嗒、嗒。短促的脚步声在咖啡厅内回响，可惜它一直找不到要找的对象，就像踏进了一个熟悉但却陌生的迷宫，它在店内转着，这里停停，再在那里看看，每一条路都走过了，就是遍寻不获。
他到底在哪里？陈淑芬焦躁地四处张望，再怎么看，张国荣还是不在咖啡厅里。
莫非他是刚刚走了？又或是他根本就不在这里？
陈淑芬抓起手机，连忙按下张国荣的号码。电话接通了，当听到张国荣的声音从手机中响起时，她松了一口气。
“Leslie，我已经到了。你在哪里啊？”
“我刚刚出去了，你先在那边喝杯茶、等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张国荣简单交代这几句话后便挂线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平静，和平常的他几乎没有任何分别，甚至是更加平静——仿佛是拂过湖面的微风，轻轻的，也凉飕飕的。
但是在微风低下的湖面，却是异常的平静。
就像是静止了，一动也不动。
陈淑芬在咖啡厅等了又等，但一直不见张国荣回来，内心更加焦急了。咖啡厅里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但又好像仍然存在，只是它们都传不进陈淑芬的耳朵里。那些声音在说什么呢？是在说无伤大雅的愚人节笑话吗？抑或是在谈论近日来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沙士”？
无论在街上，抑或在店里，四周的人都戴着口罩。大家都看不清彼此的样貌，对方到底在笑，还是在哭，又或在生气，根本无人看得清楚。口罩变成一个又一个面具，取代了人们真正的脸孔，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人们都不敢露出自己的脸孔，既害怕飘浮在四周的病毒，更害怕和他人接触。
2003年的3月，也许是香港改变的转折点，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因为一片薄薄的口罩而变得更加厚重。所有的卫生建议，都是要设法把自己和其他人，甚至是和整个世界分隔出来。医学昌明，人心难治。
等了40分钟，陈淑芬的手机终于响起了，她连忙接过来。
“你5分钟之后在酒店门口等我，在正门，然后我就会来了。”谢天谢地，她终于听到了张国荣的声音。
陈淑芬看看时间，原来已经快6点半了，距离7点钟只剩下半个小时，于是她也没多想，立即结账离开咖啡厅。
4月的天气并不寒冷，可是却下着细碎的微雨，有别于冰冻的刺骨寒意，这种阴冷只会慢慢地吸啜着人体的温暖。
张国荣并未出现。
一秒、两秒、三秒，时间踏着疲惫的脚步往前进，缓慢得几乎没人察觉，但它确实在动，而且即使它再慢也好，人们急促的脚步也从来不曾追上它。
5分钟过去了。
张国荣还是没有出现。
时间继续前进。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相同的步伐，同样地溜走。时间，从来不停止，也从来不后退，总是这样安守本分……
晚上，6时41分。
“砰！”
一声轰然巨响在耳边炸开，吓得时间几乎要停下来。至少，这一刻，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有一种时间蓦地停止了的错觉。
陈淑芬错愕地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个黑影倒在地上，另外一些酒店门口的护栏被砸断了。
再仔细一看，那是一个人。
在那个人的旁边，是一辆巴士。
“不好了！”陈淑芬连忙跑进酒店，把服务生叫了出来：“有交通意外，撞伤人了！就在外面！快点叫救护车！”
陈淑芬又慌忙跑了出去。张国荣随时都会到来酒店门口，而陈淑芬心里清楚明白，即使刚才他表现得再平静也好，他现在患上了抑郁症，要是看到那个场面难免会受到刺激，所以她决定快步跑到另一边，把张国荣的车截停下来。
然而，跑了没几步，陈淑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张国荣还未到呢？也许他正在堵车？陈淑芬真心祈望张国荣还未到，这样的话她就可以先到街口截停他的车，这样他就不会经过酒店大门。
于是陈淑芬拿起手机，打了给张国荣。
可是这一次，电话没有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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