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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因为小叔子结婚，小姨娘家急着要搬出来，就找外公协商，想借住母亲的房子，被外公一口回绝。于是，小姨娘就给母亲写信，说了许多扬州房租高，家里负担重，租不起房子的话，让母亲看在姐妹的份子上，帮他们一把。母亲自忖，房子空关也是空关，自家妹妹，借就借吧，就答应了。谁知外公还是坚决不同意。姨娘就一天一封地给母亲写信，让母亲做外公的工作。母亲经不起姨娘的纠缠，专程回扬处理此事。外公见母亲借意已决，就不再坚持了，只是在母亲离开扬州时，对母亲的做法给出了四个字的评价：引狼入室！多年后，母亲说，外公的评价非常不准确，因为引进来的根本不是狼，是魔鬼！
外公分给三个舅舅的房子都在出租。大舅去世后，大舅母带着大表哥在上海定居，上海的生活高，房租正好补贴家用。二舅和三舅的房租，成了外公的生活费，两个舅舅的零星开支，如路费、书费等，由母亲负担，二舅毕业后，主动承担起了三舅的此类开支。二舅和三舅相差两年毕业，毕业后都留在了大城市，因此，三个舅舅的房子作为经租房，在一九五八年毫无悬念地都被共产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各家就在想方设法地让政府归还房子，结果要了三十年了，也没有个头绪，估计是不了了之。
小姨娘和小姨夫搬进母亲的房子后，因为外公的虎威犹在，没敢大动母亲的东西，只是在姨夫打牌输大发的时候偷偷卖了几件摆设。一九五八年以后，外公的精神大不如前了，姨夫就捅开了母亲堆东西的东房的门锁，把母亲儿时玩的小玩意偷出去卖。据母亲说，梳妆台抽屉里和写字台柜子里玉的、银的、象牙的、翡翠的各种小东西，少说也有百来件，竟被卖得一个不剩！
一九六零年春外公去世，母亲回扬奔丧，发现东西没了非常生气，当即让他们搬家。姨娘和姨夫诚惶诚恐，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地向母亲求情，并双双签字画押地写了保证书，保证今后决不再动任何东西，母亲心软，竟同意了！结果被同一块石头又绊倒了一次。
母亲处理完外公房子的产权关系后，主动提出让其一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房子里的家具交由其一自行处理，实际上等于送给了其一。并同意了其一让哥嫂和弟妇从院子里的辅房搬进正房的要求。这样，院子里的辅房用于出租，其一就多了几个零花钱。
我到扬州时，家里的东西已经少了很多。家具至少少了一只海梅的大条案和一套海梅坐榻。据其一讲，母亲离开扬州不久，姨夫就二百块钱把条案给卖了，那时的二百块钱，是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其后不几天，其一的弟妇又看到有人拉走了坐榻。至于卖了多少钱他们不知道，但肯定比条案值钱。墙上的字画，在文革前一张没留地全部被卖光，连郑孝胥题款的写给外公的中堂，也被三文不值二文地换成了钱。（因郑当过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字根本不值钱。由此可以想见姨夫的贪婪。）也就是从那时起，姨娘家和其一断了来往，原因大概是怕其一发现他们偷偷卖东西。
因为关于姨夫的故事听多了，小孩子心里存不住事，就在脸上表现了出来。而姨夫也知道，是对门的人说了闲话。那天下午我从对门出来，刚好被姨夫看见，于是郁积在姨夫心中的愤怒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不仅狠狠地骂了我一通，还伸出手来作欲打状，我赶紧知趣地逃回自己的房间。
晚上吃饭时，因掉了几个饭米在地上，姨夫顿时发作起来，硬逼着我捡起来吃下去，姨娘看不过去，帮了我几句，被姨夫没头没脑地打了几巴掌。于是，我也愤怒了，坚决要求回家。
呵呵！正中下怀！第二天一早我就被送上了回家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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