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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岳飞翻案的孝宗是高宗的继任者，他不可能为了一个臣子而把高宗放在一个昏君的位置，也就是说，将高宗撇出这件事是他为岳飞翻案的前提。第二，后世作传的人，多少都会受到忠君思想的影响及皇权的压力。第三，高宗的责任并无实际记载，基本都是今人的推测。但在有人指责高宗的同时，也有人在为其辩护，认为高宗只是用人不当，对岳飞并无杀害之意，因为岳飞所作的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高宗有百利而无一害。(具体说法不细说了，这种说法最直接最高调的恐怕要算是黄如一的《铁血强宋》，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第四，秦侩作为经手人，给人的印象最为直接。这就好比是一个军师带着武将去打仗，军师出点子，武将只是按着军师的话四处搏杀。此时，人们最先记住议论的定然是那个武将，因为他带给人最直接最鲜明的印象。秦侩也是如此，作为动手人，他注定是要被首先揪出来。第五，当时，宋人对金无不怀着痛恨之情，而秦侩一直有传言是金国的奸细。而岳飞正是对金作战的有力统帅，他的死，人们自然容易想到秦侩。第六，无论秦侩是不是奸细，但他的卖国政策注定是要受到谴责。(现在居然有人说他是识时务的和平主义者，但如果他割地赔款、摇尾乞怜的”和平”值得赞赏，那不知为什么没人歌颂晚清的“伟大”，同样的割地赔款、摇尾乞怜)。岳秦一极忠一极奸，刚好形成最鲜明最强烈的对比，于是，人们在记住岳飞的同时也忘不了那“最相配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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