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连载《东台掌故》，其重要说明在本贴首页“红字”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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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教办学的翰林——夏寅官

       夏寅官（1866-1943），字虎臣，号犀舫、一字建庵、浒岑，东台城人，世居何垛场彩衣街（今东台市区启平小学西侧），家道清贫，父亲夏旭斋为廪生，靠设塾教读为生，夏寅官幼秉家学，师承古锦、字濯波、程畹、字兰畦等地方先贤。刻苦勤勉，攻读诗书经史，致力于周秦诸子和“经世有用”之学，光绪十四年（1888）以秀才身份应江南乡试中举，十六年（1890）赴京应试，深得考官侍郎李文田的赏识。中庚寅科进士，经殿试以二甲第六十三名，朝考第一等第六名，钦点入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任翰林院编修，在京任官数年，戍戌变法、同情康梁，赞成维新，光绪帝诏设咨议局，资政院，其均被推为议员。变法失败后，转而拥护袁世凯，曾奉诏代表宣统帝祭天，李文田任广东总督时，招其作幕宾，以母老辞谢，回归东台后长期家居，未出任外官，因拥有权势，成为本地最大绅董，历任县官遇有大事常请教于他。
       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夏寅官对改良教育、兴办学堂较为热心，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台城创办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他首任两堂堂长，三十三年（1907）任东台教育会会长、江苏省教育总会会员和评议员。宣统二年（1910），他到江西任知府，两堂经费被人卷逃而停办。民国元年（1912），他创办了新立淮南法政专门学校，为建筑高等小学校舍，他捐款2300余银元，任高等小学堂监督、中学和师范堂长三年多，先后应支未领薪2700余银元，为此，民国初年，教育部表彰捐资兴学人士，他获一等金色褒章奖，亦任民国第十二届众议院肃政厅肃政使。
       夏寅官重视人才的推荐，戈公振经他介绍到上海《时报》馆工作，因被馆主狄楚青赏识而蜚声新闻界。
       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新四军东进，台城解放、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台城红兰别墅（今江苏磊达东台宾馆）举行各界人士欢迎陈毅总指挥大会，夏与张星槎、朱明熙等地方士绅参加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抗战形势讲话，夏等相继作了发言。
       夏寅官对地方水利亦为关心，曾致力于王港、竹港和海口的疏浚，因是地方士绅之头面人物，遇有关地方安危的事，他亦出面过问，但也有左右地方治案于幕后时。
       夏寅官先后娶国学生周善庆之女周氏和赏戴蓝翎、国子监典籍衔、海门厅学训导汪永镬之女汪清为妻，生一子名曾葆、二女名连珠、和珠。他一生好学，潜心著述，有《清儒学案》、《求志居诗文集》、《师友汇略》、《科学丛谈》、《悔庵笔记》等。惜均未成印出书，遗稿亦散佚无存，其妻汪清有《求福居诗钞》二卷存世。
       民国三十二年（1943）冬，夏寅官病逝于台城家中，退居故里东台梁垛的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胡涤有挽联云：“德清论荐，京邑侍从，乃至里闾伏处，最伤心文献难征，载笔谁知先太史；翰苑飞声，鸟台著迹，更复议席回翔，叹转眼繁华如梦，盖棺仍是老书生。”概括了他早年清高、晚年没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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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掌故还有七八篇就会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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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西溪

       西溪，系东台古镇，现分为泰山寺社区、晏溪河社区，隶属于东台市西溪旅游文化景区，位于台城之西，与市区相距1.5公里，南有泰东河与梁垛镇隔河相望，西有辞郎河、北有梓辛河与五烈镇毗邻，东有串场河以驾于其上的海道桥与市区相通。
       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87年）时，西溪设镇。晋安帝（397-418年）建立建陵县（后为临海县），西溪即为县治所在地。北宋开宝元年（968年）设西溪盐仓。明洪武元年（1368年）西溪设巡检司。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0月前，西溪镇隶属于国民党行政区划东台第一区。1940年10月，东台首次解放，西溪镇为东台城区区署第十一镇。1945年8月，东台第二次解放，西溪隶属于东台城区区政府。1957年城区改为东台镇，西溪镇建制撤销。
      西溪名胜古迹甚多，人文荟萃，冠盖云集，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说。海春轩塔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由尉迟敬德监造，故称“尉迟塔”，因此塔能为航海船舶回归导航而取名“定海针”。捍海堰筑成后，认为宝塔是镇海之物，又有“镇海塔”之称。塔为砖塔，高20米，七级八面，无台基，塔刹由铁复盆相轮，铜葫芦组成，约重200公斤，负荷一定重量，可抵御强大风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维修，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溪泰山寺，又名泰山护国禅寺，名闻遐迩，建于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前临晏溪河，山门朝北，寺中有庙，故有一寺五庙之称。门外有一对石狮镇卫山门，琳宫巍然，中奉碧霞元君，为东岳泰山大帝之女，故名泰山寺。该寺毁于战乱。1987年重建大雄宝殿、天王殿、四大名山堂、念佛堂，装塑了全堂佛像20多尊，并建有爱阳楼、集贤馆、碧霞素菜馆、僧寮等附属用房40余间。泰山古寺逐步走向丛林化、正规化，每日晨钟暮鼓，经声佛号，再现昔日“西溪塔影寒山月，东海钟声古寺风”的佛门景象。
      西溪的临海三桥（风升桥、广济桥、通济桥）历史悠久，名闻乡里。风升桥又名通圣桥，建于宋嘉定年间（1208-1244），结构为砖拱桥，桥南为泰山寺，桥面以砖为礓擦，建筑精细，景观较佳。八字桥是西溪梨木街的集市中心，其桥由两座桥（广济桥、通济桥）组成，两桥相联为八字型，素有“一步两座桥”美称，建筑艺术精湛。“三桥齐卧”，颇为壮观。
      西溪文化发达较早，名人辈出。宋吕夷简、晏殊、范仲俺，先后在西溪任盐官。吕夷简，宋仁宗时官至太尉，死后谥封为文靖公。晏殊，官至太尉。范仲淹，政治家、诗人，官至右司谏宰相。他们任职西溪时，为地方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人们感令其恩泽，在西溪曾建“思贤亭”、“迎宾亭”、“晏溪书院”、“三贤祠”，予以纪念。
       西溪古墓中有汉董永墓。据《晏溪志》、《东台县志》载：“汉董永，西溪镇人，父亡，贫无以葬，从人贷钱一万，以身作佣。葬毕，道遇一妇女，求为永妻。永与俱谒，钱主令织绢三百尺以偿。甫一月毕，辞永去，曰：我天上织女也，缘君至孝，上帝命我代织绢。言讫，凌空去。”今西溪永与父墓俱在，与七仙女传说相连的“缫丝井”、“辞郎河”、“摹云庄”、“舍子头”、“金钗井”至今犹存。为纪念董永卖身葬父，在西溪建有忠孝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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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上）

作者祁坤阳      韩祝平    丁小强

       座落在东台市三仓镇万行村的“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旧址。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1年），原名“存恤堂”。清同治元年（1862年）改名“崇文昌善宫”，俗称“文庙”。
       现内存清咸丰十一年（历史无咸丰十一年，应为同治元年之误）及同治十二年（1873年）石刻碑文各一块，分别记载了建造“存恤堂”、“崇文昌善宫”的事由、建造经过、捐资人员等情况。现存原址的10多米高的古银杏树，仍然郁郁葱葱。据村里长者介绍，抗日战争期间，粟裕将军率部在三仓一带战斗时，经常拴马于此树下。万洋文庙曾一度成为新四军的枪械修造之地，保证了前线将士们的战斗之需。我们根据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整理出三仓新四军枪械所鲜为人知的有关资料，以飨读者。
      一九四四年的早春，苏中大地上瑞雪初融，阳光灿烂。田野里，麦苗青青；沟河旁，柳丝吐翠。虽经抗日烽火的洗礼，万物仍然充满生机。此时，快要过新年了。苏中腹地的一仓河畔和新四军军工厂所在地殷家灶的广大军民，完全沉浸在多次取得反“清乡”胜利的欢乐之中。许多老百姓家里忙着蒸年糕、蒸馒头、扎花灯、宰猪羊，准备和驻扎在吴家桥的苏中军区司令部、驻小吴家墩的二分区司令部的指挥员及亲人子弟兵一起，欢欢喜喜过个胜利年。
       座落在一仓镇西北角殷家灶的新四军军工厂里，干部、战士和工人们回想起一九四三年苏中主力在反“清乡”、反“扫荡”战斗中一连取得三次重大胜利，再联想到军工厂在战斗中及时修补枪支、及时向前线输送武器弹药，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更加群情激荡，斗志昂扬。
       在抗日战争中，随着新四军铁流东进，直属华东军区军工部领导的新四军军工厂，也冒着战争的硝烟辗转迁移到苏中二分区沿海地带，在生产、战斗过程中，面对着严峻的形势，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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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中）

      在苏中抗日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我抗日武装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日伪惶惶不安，阴谋实行重兵“清剿”。不久，我新四军情报人员通过“内线”搞到了敌伪的“清乡”计划：第一步，搞沿江沿海的通如启海地区；第二步，扩展到我苏中军区三分区的沿江沿海地区；第三步，全面推进到整个苏中和苏北地区。敌人妄图通过全面“清剿”，一口吃掉我苏中苏北的新四军主力，以便北控“两淮”，南扼长江。
      一时间，日伪气势汹汹，气焰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面对严峻的形势，苏中军区司令部要求二师副师长罗炳辉和二分区司令员管文蔚密切协同，抢在日伪军发动大规模“清乡”之前，抓好军工厂武器弹药的生产。
       军区下达的军工生产任务十万火急，而军工厂的每个干部、战士和工人更是心急如焚。原因是：1942年，军工厂秘密建立在草卡（现东台市新曹镇新洋村）时，因手榴弹试验爆炸，厂房被烧毁，军工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而现在形势严峻，任务紧急，军工厂必须迅速重建，刻不容缓。
      1943年春，军工厂迅即搬迁到距苏中军区司令部不远的殷家灶（现三仓镇万洋村二组），夜以继日，抓紧生产。殷家灶是一个有70多户人家的大庄子，新四军东进后，这里是大后方，经济条件比较好，基本群众觉悟高，老百姓积极支持，拥护抗日。庄子的前身是一个大盐包场，外围有护庄河。庄子有东大门和西大门。军工厂迁来后，东大门驻的是技术科、后勤科，西大门驻的是军工科、保卫科、政治科。有一个特务营（保卫军工厂），一个通信排，连同技术兵和工匠计有400多人。
      整个厂又分迫击炮制造组、手榴弹制造组、枪弹制造组、地雷制造组、炸药制造组，还有一个修枪所。刺刀打造是由军工科通过地方把任务落实到一仓镇及附近的铁匠店，限期完成。
      因为当时日伪军对新四军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兵工厂的生产只能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土法上马。如制造手榴弹的弹柄，缺乏质地坚硬、细腻的木料，就将殷家灶南面一座文庙（又称文昌庙）前的两棵大白果树砍下利用。制造炸药缺乏原料，就分派庄内老百姓和一家地主种洛麻，秸子卖给军工厂，烧成灰配料造炸药。造炸药没有地方，就动员群众支持木料、竹子、柴草，在庄子东北角搭起草棚当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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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下）

      在制造武器弹药及试验过程中，有时也有很大的危险，但军工厂的干部、战士（技术兵）不怕困难、不畏艰险，表现了对民族解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牺牲精神。一九四四年秋，有一次军工厂在殷家灶东南面的草田里进行迫击炮射击试验时，炮膛突然爆炸，立时一名战士膀子被炸断，有几名轻伤员，继续坚持参加试验。
      庄子北边的河里经常停靠船只，由后勤科负责，安排装运军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如前方打仗，就装运武器弹药，由特务营派兵警戒和押运。如遇敌情严重，军工厂就找政治上可靠的民工配合将武器弹药秘密转移到距殷家灶二里许的“北大荒”（长满蒿草的乱坟地）打埋伏。
      一九四五年春，因情况变化，军工厂转移到一仓东北20余里的姜家墩子（现新曹镇姜墩村），其中，手榴弹、地雷制造厂设在北姜墩一带，炮弹厂设在黄宝如家一带，修造枪炮厂设在黄大春家一带。另在黄大春门口还建了百十间草房，内置5个筹铁车间和20余台车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军工厂全体人员欣喜若狂，在姜墩召开了庆祝大会。
      一九四六年秋，蒋军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敌情严重，军工厂奉命转移到笆斗西边的匡东一带（现新曹农场一分场），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提起战斗在苏中的新四军军工厂，至今东台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这样认为：在“两战”期间，军工厂随大军南征北战，每个胜仗都有它的一份贡献，确实功不可没。由于敌人对我军实行全面封锁，当时部队有钱也购不到武器弹药，加之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单靠缴获装备部队有困难，军工厂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为武装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军民永远怀念。
      “万洋文庙”——“新四军枪械所”旧址已于1996年由东台市、三仓镇两级人民政府拨款重建，占地面积约三百平方米，主房三间，并被东台市人民政府批准列为“东台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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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的地名与盐的关系（上）

     东台古为产盐之地。从唐玄宗时代至清中叶，东台沿海都是全国重点产盐区。如今，偌大的盐区内，虽早已不见当年的亭场盐灶、锅丿仓垛，但由烧盐而留下的地名遍布境内范公堤以东广大地区。
    一、场  盐场是古代所设的一种产盐的专业机构，始设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西溪盐场），东台老政区内曾设有木并茶场、角斜场、富安场、安丰场、梁垛场、东台场、何垛场、丁溪场、小海场、草堰场等10个盐场，即历史上著名的“淮南中十场”。后因场署周围居住的人多了而形成了村庄，场名便成了地名，如当今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等，所不同的是在原盐场名称后面去掉了“场”字。因当时各盐场是沿范公堤而建的，所以，由“盐场”而得名之地均分布在原范公堤一线，也是东台境内最早设专场烧盐之地。
    二、亭  按《旧唐书·食货志》载：煎盐处为“亭场”。《宋史·食货志》亦称“煮海为盐，其煮盐之地曰亭场”，即取卤制盐的地点为亭场。由于东台为重产盐区，至宋代已亭场林立，故“东台”便又在一些文人的笔下出现了“东亭”这个名称。
    三、团  自汉代，煎盐工具使用的是官铸官给的巨大“盘铁”，一副盘铁分四角，每角又分数块，分户保管，使用时再用铁栓拼成一盘，彼此牵制严防盐民私煎、私贩。到了唐代，废盘铁，改用又高又大的铁锅，铁锅虽比盘铁改进，但仍比较笨重。所以，这一时期的盐灶都比较大，每灶都有亭户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直至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官府改造煎具，制造统一轻便的小型铁锅丿，推行小灶制，从此，传统的“团煎”改为“散煎”。但带“团煎”之意的地名却仍沿用至今。如正团、中心团、杨家团、新团、南垛团、西海团等。由于“团煎”之际，境内盐灶分布在范公堤沿岸及其以东附近，所以带“团”字的地名大都分布在今梁垛、台东、四灶等镇乡。
    四、灶  特指旧时煮海水煎盐所用的盐灶，由土垡砌成，灶台圆型，四周开灶门，用以烧草，上按煎盐的锅丿煎具。北宋开宝七年（974年），西溪设盐仓监管盐场后，各场煎盐均为官盐制，为防盐民私煎，曾规定每场设盐灶10座，每灶有灶民20户，按场造册，划3至5灶为1甲，每甲设1名甲头，专门监视盐灶起火、停火，督催灶民纳盐归仓。于是，每座盐灶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名称。后来，有些盐灶周围住房多了，发展成村庄，灶名便成了地名。一般以灶户的姓氏、称谓或绰号而命名者居多，如沈灶、包灶、朱灶、陈章灶、张家灶、孟家灶、刘家灶、袁三灶、练七灶、李四灶、野花灶等。另一种是以灶所处的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命名，如南张家灶、北张家灶、中张家灶、东顾家灶、西柳家灶等。再有一种是以灶排列的顺序号命名，一是单纯顺序号，如头灶、一灶、三灶、六灶，最多编号为十六灶；二是顺序号前加姓氏，如朱家一灶、丁家五灶、何家十灶；三是顺序号前加方位，如东七灶、西八灶。也有以事物命名的，如福兴灶（今属范公镇），相传宋开宝年间（968—976年），虽累遭水灾，该灶却丝毫无损，有福兴旺盛之兆，故得名。安丰原有座盐灶，被海水冲毁后重建，因而取名“新灶”。“货郎灶”则是因邻户是一家挑货郎担做生意的。灶名起用于宋代，至明代，因盐区东播至范公堤以东附近，所以，带“灶”字的地名也随盐区的逐渐东移而由范公堤逐渐东播至今头灶、六灶、南沈灶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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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的地名与盐的关系（下）

    五、丿  是煎盐用的一种敞口的铁丿锅，直径1米，深7厘米。兴用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当时废大灶改小灶，统一推行轻便的锅丿煎具，灶台置前丿后锅，一灶一锅两丿或三丿，锅预热盐卤，然后再将热卤入丿，经猛火直烧，结晶成盐。至清代，盐区再度东播至今黄海公路附近，新增盐灶周围居住的人也日渐增多而形成了村庄，这些村庄便以姓氏后加一个“丿”字命名，以示该姓氏的人曾在此烧过盐。如曹丿、华丿、练丿、潘家丿、孙家丿等等。

    六、仓  指盐区积贮盐民所煎之盐的盐仓。西没时吴王刘濞在今泰州设置海陵仓，用于积贮如皋蟋溪地区所煮海盐。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扬州设仓，堆存转输通、泰场盐。北宁建隆年间（960—963年），泰州盐区（东台原属泰州）仅设仓一处。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泰州盐运分司下辖各盐场均建仓贮盐。凡灶户所煎之盐一律经报数、过秤、登记、捆包、验收后入仓堆存，待转输运销。一时间，东台境内设仓若干。至今仍带有“仓”字的地名有：一仓、三仓、四仓、五仓、东仓、西仓等等。主要分布在明清时储盐集中的今三仓一带。
    七、总  “荡为草源，草为盐母”，各盐场把沿海草荡划分为与海岸线垂直的若干长条块，高价出租给灶户煎盐，时称长条块为“总”。如头总、五总、八总、十总、十二总、十八总等等。这些地名以当年茂草丛生的今许河、新街、唐洋等地居多。
    八、垛  盐民煎盐烧火用的是柴草，每逢秋冬季节，盐民们将租得的海滩草荡柴草收割，堆成一个个巨大的草堆，又称“草垛”，以便来年煎盐之备用，一些地方便由“垛”而得名，如梁垛、何垛等。
    诸如此类因烧盐而得名的地名象闪烁的繁星，随时空隧道有规律地分布在东台境内范公堤以东的广大地区，巧妙地记述着古人在这块土地上“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烈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的生活经历，拓荒者的姓氏也永远地镶嵌在这片热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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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沧桑史 （上）

       204国道，犹如一条卧龙由南至北，在东台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市区、廉贻地区穿行。南来北往的车辆日夜奔驰，往返忙碌的人群川流如梭。从这繁忙紧张的气氛中，人们就会察觉到这条卧龙在拼博，在腾飞……
其实，这条卧龙，原名称通榆公路，沿路两侧，绿树成荫，沃野千里，工厂林立，年丰岁登，而它最初的名字却叫——范公堤。
      提起范公堤，人们不禁要想到范仲淹，他是修筑范公堤的倡议和奠基者，历经千辛万苦，呕心沥血，带领和组织民众，筑堤修堤，使沿海百姓免遭海潮之患。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堤用他的姓氏来命名，并吟诗词讴歌其功德：“范公劳苦海堤修，张公（张纶）胡公（胡令仪）同运筹，管住潮水民得救，三贤功德传千秋。”
      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范仲淹奉命监西溪盐仓，管辖富安、安丰、梁垛、何垛、东台、丁溪、草堰等盐场事务。范仲淹怀经国之才，抱济世之志，虽初入仕途，任以小吏。有些“好心人”劝他不要就职。但范仲淹认为做官不在大小，而在于是否为百姓办事，所以一到西溪，就写了《至西溪感赋》的五言诗：“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
      范仲淹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上任后他四处察访民情，尤对海潮肆虐，民不聊生的现实，深感痛心。通过调查了解，原来，在西溪镇及沿海一带，早在唐大历二年（767年）时，黜陟使李承就任淮南节度判官时，为捍御海潮，沿东冈沙堤由楚州庙湾（今阜宁县城）至海陵县境（即东台境，当时东台属海陵县），修筑了一条百余里长的海堰，名常丰堰。因该堤是由泥沙和浅海贝壳堆积而成的，故又名贝壳沙堤。堤筑成后，民田受益。到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年）时，泰州知州王文佑又增修过一次，但因堤身建造不固，早为海潮冲刷而破缺不堪，多处溃决，逐渐失去御潮作用。大潮来时，“远听若天崩，横来如斧戕”，所以宋乾德二三年间，海潮漫溢，冲毁村庄数百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潮水再次侵入农田，沿海一带到处汪洋，哀鸣遍野，禾沉水底，人为鱼鳖……
      范仲淹获悉此情后，食不甘味，寐不安席，就具情呈摺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筑捍海堰工程。张纶本是范仲淹在南都学舍时的同窗好友，他不仅报请朝廷批准修堤，而且向上推荐范仲淹为治海能人。天圣二年（1024年）经宋仁宗批准，委派范仲淹任兴化县令，主持筑堰。范仲淹一上任，即遇到难题，因唐堤已塌，海岸线几经变迁，海堤如何修筑亟需重新勘测。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宋代，要在沿海普遍勘测，实是不易。为解决此难题，范仲淹多次亲临海边察看研究，后在老渔民的指点下，趁着大潮讯期，发动沿海百姓，把一担担稻壳倒在海滩上，海潮上涨后，稻壳随着潮水涌到岸边。落潮后，稻壳都留在海岸边上，形成了一条沿海岸边弯弯曲曲的稻壳线，范仲淹即令民夫沿稻壳线打上树桩，堤址按此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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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沧桑史 （下）

        当年秋，范仲淹发布号令，开始了兴建捍海堰的工程，广大百姓闻讯无不奔走相告，情绪高涨，流离者纷纷返归故里，踊跃参加筑堰，很快就征集到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余人。开工筑堤，南起虎墩（今东台富安镇），北至刘庄（今大市境内）进行施工。施工中，常遇大风大雨，越朝下挖，流沙越多，工程越艰巨。范仲淹顶风冒雨亲临督工，深入民夫中间，力劝善始善终，并捐出自己的官俸，助筑堤经费之用。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民夫们不畏艰辛，工程进展很快。
         在施工中碰到困难，范仲淹注意倾听民夫的意见，共同设法解决。当时在东台场九龙港一带筑堤，确实为无法实现的难题。海浪似重重山峰向平地压来，势如万马奔腾，一浪高过一浪，筑成的海堤不断下塌，全部卷入潮水之中。正如民谣所说：“九龙港，港连港，潮夕多变不寻常，无风也起三丈浪，早上夯基晚上光。”范仲淹督阵在这里，根据朱宏儒所著的《治海方略》，又与民夫们商量，将九条港子由外向内逐步填塞，利用冬季干涸时段，用柳篓、蒲包、草包装土夯基，终于按标准修好这段险堤。可是，天公不作美，正当范仲淹带领民夫热火朝天筑堤修堰时，又遇连旬雨雪，潮势且猛，有些堤段被潮冲决，民夫冻饿劳累病死者二百余人，亦有民夫不时
        逃散，一些本来就反对筑堤的保守势力亦乘机上报朝廷，要求废止工程。宋仁宗乃委派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前来察看。胡令仪到东台后详细勘查了海堤沿线，很赞同范仲淹的修堤主张，上疏仁宗，未果，不得已，工程缓建。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因母丧丁忧回籍，留书张纶，建议续筑海堤，恢复海堤之利。张纶和胡令仪再次列陈情况上疏朝廷，终于获准在天圣五年（1027年）秋，任命张纶兼任泰州知州，督率民夫继续兴筑，次年春，海堤筑成，北起庙湾场（现阜宁县庙湾），南至      茶场（今如东县），底宽9.2米，顶宽 3.1米，高4.6米，全长 181华里。海堤南北相连，青砖护坡，成为当时各盐场挡潮的重要屏障。
        堤的筑成，使沿海一带免遭海潮之患，堤成一月后，即有1600多户农民和盐民恢复生产，3000余户逃亡的农民返回家园。据《江苏省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表》载：从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至宣和元年（1119年）的91年中，东台境内很少受海潮倒灌之害，农事、盐课两得其利。后人为缅怀范仲淹的功绩，将堤尊称范公堤，同时为报修堤恩泽，境内先后有6处修建了“三贤祠”和三公塑像，以纪念范仲淹、胡令仪、张纶三公。
       到元朝时，詹士龙任兴化县令，复修范公堤时，得二石，一石刻有“逢詹再修”，一石刻有“景祐二年八月仲淹记”。明代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范公堤得以复修。清末民初东台人蔡映辰曾作《登范公堤》。诗一首，道出范公堤当日情景，诗曰：“虾子堆红海气腥，春潮一片荡空冥。登临莫怪东风冷，三月堤南草未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台人民兴建黑色路面工程，范公堤又以超二级标准兴建了水泥路面。如今历史的车轮正沿着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轨道在这里飞速地运转……
      范仲淹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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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茶馆文化  （上）  

      

    早在明清时期，东台城就是水陆交通、商贾云集的苏北经济重镇。建县之前区划为淮南“中十场”（盐场），由于海盐的输出，带来了经济富庶、城市繁荣，形成了十一街、六铺、三坊的城市格局，有名目的街巷205条，遍及城内的大茶馆、零零星星散落着一些小茶馆、荒茶馆，满足东台城各色人等的生活习俗：“早晨皮包水（喝茶），晚上水包皮（沐浴）。”


    酒馆、茶馆分不清


    东台的酒馆、茶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朋友间相邀：“明朝上茶馆……”明白地告诉你：明天早晨请你喝茶、吃早点；如果三两知己或某人请客，约定“上茶馆”，如果没有明确表示时间，就包含许多不确定因素。东道主在中午或下午当堂邀约，即刻成行，那肯定是“酒宴”，而不是“茶会”。这种口语上的模糊表述，大概与数百年历史商城的东台，商人为了不想让外界人看破玄机，在交易过程中惯用隐语吐“舌子”（行话）、打手势不无关系。


    东台城内真正意义上的茶馆实际上是“荒茶馆”。除了早上卖茶，主要功能实际上是为附近邻居、街坊、商家、店铺提供茶水，俗称“茶水炉”。解放之初有上百家之多，如今东台城内的“茶水炉”已经寥寥无几，早已不再卖茶，仅仅为所在社区居民提供热水。


    茶水炉店铺内开设的“荒茶馆”，大一点的大致为三开间的门脸，靠山墙的一角砌一茶水炉，屋内摆放三四张八仙桌，围放几张条凳，桌上摆放若干小瓷把壶，历史久的茶水炉正常使用清末民窑出产的瓷茶瓮子泡茶。东台城尚无自来水之前，茶馆“取水”十分讲究，用“甜河的水”，或者是取“一里墩”附近的“塘水”。“甜河”是指流经苏中地区的泰东河，在范公堤以西。范公堤以东濒临黄海，流过来的河水“苦咸”，不适宜“泡茶”。像“听雨”、“俞复兴”等大茶馆都用许多陶缸贮藏“天落水”（雨水），从来不用河水、塘水泡茶。


    “茶水炉”附设的“荒茶馆”，早晨也供应一般性的早点，大致为草炉烧饼、米饼、麻团、粽子、茶叶蛋等。中午偶尔卖一两样荤菜：春季炒蚬子，夏秋两季红辣椒烧河鳗（以关桥口张五茶水炉店铺烧的河鳗最佳），冬季白菜烩肉圆。服务对象多为黄包车夫、搬运工人以及进城卖粮、装草木灰、装粪回乡的农民。这种卖茶兼卖饭菜、早点的“荒茶馆”，规模建制小，小本钱生意，而上世纪三十年代规模较大的“荒茶馆”当推寺街丁公桥畔的“向阳居”了。


    “向阳居”主人姓李，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除了雇一名厨师，一两名帮工外，店里店外均为家庭成员。三开间的河房店面，正对着丁公桥河边敞开着，店堂迎面是人来人往的寺街。一溜边六张两排八仙桌被一张张条凳所包围，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把把粉彩小瓷茶壶与一只只瓷茶杯。所卖米饼、麻团、粽子这样的早点，满足西窑出砖上夜班的窑工，清晨送菜进城的南园菜农，以及前往关桥口一带陆陈行卖粮的农民的需求。对于前往“三昧寺”烧香礼佛的信徒居士、学校上学的学生、小商店的职员，还有现蒸现卖的各式面点外加“生姜干丝”。生意兴隆，着实不赖，“向阳居”可算是当时“荒茶馆”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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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茶馆文化  （中）

    东台茶馆“吃茶”习俗


    旧时东台茶馆老板不惜功本经营每天的“早茶”，企图有个“人气”、“利市”，为中、晚餐酒席订餐“造势”，展示其实力，他们不遗余力推出本店的特色面点：张复盛的肉包由新鲜的荷叶铺在蒸笼上蒸出，充满荷叶香气、红兰别墅的水晶烧卖半似透明吸引眼球、三元酒家的五丁包子、经济茶馆的虾仁烫面饺以及新东桥口方小云饺面店不同凡响的蟹黄包子，以及占春茶馆汤浓味鲜的鱼汤面，听雨楼与众不同的熬鱼汤方式：鱼汤浓、胶质重，面汤滴在桌上即刻凝固，令人赞叹。


    喝茶的小菜“生姜干丝”，堪称东台一绝：四寸碟盘冬春时节衬底是蒜白，夏季是药芹、莴笋，秋季是韮薹、毛豆米；中层大体一律用豆腐作坊特制的“大干”（区别于“茶干”，不加酱油蒸煮），切丝加鸡汤煮软，然后堆放在盘中成馒头状；上层为刀功极佳、细如毛发的生姜丝，讲究的厨师还会在生姜丝上刻意地摆放少许鲜嫩的红胡椒丝配色；摆放完毕后再放上绵白糖，浇上镇江香醋、东台白抽酱油、小磨麻油。茶客们不仅喝茶，也有早晨吃酒的习惯，还要外加四个“热炒”（炒鳝丝、炒虾仁、炒文蛤、炒香菇）或四个“冷盘”，这些仅仅是东台茶馆必备的基本功课。


    令人叫绝的是茶馆“跑堂”，亦称“走堂”（服务员旧称）泡茶、端面的方式。且不说一桌茶客刚刚坐定，放好茶叶的盖碗即刻就摆在你的面前，虽不是“凤凰三点头”，但也可算是“关公巡城”，顷刻间冒着热气的茶水就给你泡好了。不用托盘，而是将面碗一层层叠在手臂上。为了稳妥、安全起见，右臂上搭一条白毛巾，并排放上两碗鱼汤面，面碗上分别垫上15cm×30cm木板，木板上再放两碗面，就这样叠上三四层面碗，有的跑堂甚至在左臂上还托上两碗面，一面吆喝，一面在茶馆店堂中逡巡前行。茶客们在喝茶聊天之余，欣赏着跑堂们端面的精湛技艺。上世纪三十年代“听雨茶楼”跑堂钱寿，待人谦和，技艺也高。八九只面碗托在手掌中，神情自若地巡回于茶楼上各个包厢，什么样的茶客都能应付，得到的“小费”也多。这种端面碗的“绝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东台茶馆里还依稀可见，随着掌握这些技艺的老人们相继退休，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仅仅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历史上的东台茶馆服务项目品种繁多：顾客进门，跑堂笑脸相迎，邀客入座，递上香喷喷的热毛巾擦面，泡上香茶，然后询问需要；离席之客亦有热毛巾擦脸，笑脸相送。供应“生姜干丝”喝茶之外，还有以下的小吃碟子佐茶：瓜子、花生、兰花瓣（油爆蚕豆瓣）、酥虾、糟鱼、火腿等。茶馆迎合食客喜新厌旧的心理，花样翻新，不断推出各色盖浇面：春天风鸡盖浇面、火腿盖浇面；夏天扎蹄盖浇面；秋天蟹黄面（蟹黄配鸡腿盖浇）；冬天火腿、鸡片、鸡丁、鸡丝盖浇面、野鸭盖浇面，还有茶笋、熟笋、麻油素面。大茶馆还为客户提供提盒（手拎）、担盒（肩担）送鱼汤面、点心、小菜上门服务的项目。


    各家茶馆还在茶具使用上下足功夫：普通茶馆为青花瓷福、禄、寿三仙人物画意盖碗，大茶馆用高白釉景德镇刻瓷山水画或“和合二仙”人物盖碗，极少数讲究的茶馆还会根据四时八节变换茶具色彩，春节期间摆放出一色的祭红茶具，雍荣华贵。茶客可以自选“龙井”、“碧螺春”等名茶，大多数茶馆喜欢用珠兰或茉莉、代代花“香片”泡茶，少数小茶馆也有用茶庄的瓶底（茶末）打发普通茶客的。


    凡是去茶馆吃茶的人，除少数生人、过路客当堂付给现钱外，大部分是欠账或隔日由茶馆派人陆续收取。大茶馆印有精致的大红请帖，专门派“走司”（即跑堂）捧着“拜盒”代为请客，吃后一并结账付给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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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茶馆文化  （下）

    东台茶馆特色文化


    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台城基本上形成“东贵西富”的城市格局：政府、机关、学校设立在马公桥以东，聚东门以西几乎聚集周边省市的大小商号，茶馆也显得特别的多。部分茶馆沿袭扬州习俗，早晨卖茶，供应早点，午后或晚上就成为书场。“宜春”、“丹桂”、“徐金”等这样的书场茶馆大都设在后街后巷，请扬州评话艺人说“评话”，听书费用包含在茶钱中，大约十几文不等；书目不外乎《清风闸》（皮五辣子）、《三侠五义》、《济公传》之类，“丹桂”茶馆请康仲华先生说《三国演义》，王少堂先生说《水浒．武十回》，十分叫座，这种在茶馆里听书的风气一直到文革之前还流行，满足了中下层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


    后街后巷的茶馆开书场，繁华大街上的茶馆也因其地段不同和各式人等的需求、档次的不同，显示不同的功能。彩衣街集中各大商号，吃茶谈交易，“俞复兴”、“听雨茶楼”是最佳聚会场所；中小商号则选择“兴汉馆”、“张复盛”、“怡园”等茶馆，既经济又实惠；政府官员、律师、教师、报馆同仁喜欢在格局别致的红兰别墅聚会；海归学子、新派人物自然而然奔向类似扬州“冶春园”的茶馆“桐花小筑”内，这里环境幽雅，回廊抄手下摆放着一张张藤条桌椅，正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去处。


    坐落在中巷旧“法院”对面的“占春”茶馆，特殊的地理位置彰显了它的特殊功能。四乡八镇的农民因闹“田界”、“水口”、“宅地”纠纷到县里告状，都要请旧“法院”的法警、书记员“吃茶”；也有官司打得不分上下，双方当事人请出当地士绅在“占春”茶馆“吃茶”评理的，实质上是通过民间仲裁，请出双方认可的调解人，根据事理和社会公德居间调停。事后，理亏的一方付茶钱，调解后不得再纠缠对方，一时间，占春茶馆热闹非凡。


    金家庙巷附近的“许园”，因其有亭台楼阁为人们称道，游人们品茗休憩之余，往往喜欢在“许园”中的照相馆留影，这种多元服务方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东台，实属新鲜。同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许园”旧址附近，新开张的茶馆——“三元酒家”，园门曲径、玻璃大窗、鱼池花坛、四合厢建筑十分精巧，很聚人才。连全国著名的“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毛泽东主席最为欣赏的京剧名演员宋宝罗，来东台唱戏都喜欢在“三元酒家”喝茶。宋宝罗不仅戏唱得好，而且还能画一手好画，演“朱耷卖画”时他当场挥毫绘画，笔者亲见其为“三元酒家”画过一幅“雄鸡图”，悬挂在茶馆大厅壁板上，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


    茶馆因城市的繁荣生生不息，城市也因为数众多的茶馆而显得格外地张扬、喧嚣。茶馆习俗、茶馆文化、茶馆故事，历史性地积淀在家乡土地上，印象在聚族而居的东台人头脑里，世世代代流传下来……
                                                     作者：周启汶（盐城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

老槐树

茶馆习俗、茶馆文化、茶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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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灶古铁镬

      东台三灶有一古铁镬，通高90厘米，直径158厘米，深80厘米，壁厚10厘米，底小于面。边阔15厘米，在边的四周，附有6个分布对称、宽5厘米、长10厘米突出的小边，铁镬约重3000公斤。由于年代久远，通体锈蚀斑驳，呈暗红色。
      清嘉庆《东台县志》记载：“东台南三灶等地有铁镬，……相传为汉煮盐牢盆，或曰镇水物也，如邵伯铁犀之类，未知孰是。”
      三灶铁镬，是牢盆？是镇水物？《东台县志》没有肯定，我们从名物、形制方面加以考订。
     《史记·平淮书》“……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这是史书最早的记载，确定了牢盆是煎盐的工具，但未说明形状。
      明代进步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作咸》中，为我们留下了牢盆的详细记载和插图：“凡煎盐锅，古谓之牢盆，其盆周阔数丈，径亦丈许，以铁打成叶片，铁钉拴合，其底平如盂，其四周高尺二寸，其缝合处，一经卤汁结塞，永无隙缝，其下列灶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共煎此盘。”
       我国古代煎盐工具，汉曰牢盆，唐宋曰盘铁。盘铁由八九角合并，中曰主铁，旁曰月铁，余曰群铁，灶户家执一角，须合并方能煎盐，盖以杜绝私煎之弊。据此，则牢盆、盘铁，名称不同，形制相似，实为一物。明代后期，才有盐丿的记载，盐丿，则是不分角的盘铁。无论牢盆、盘铁、盐丿，它们的形状，都是似釜而浅，三灶铁镬，似釜而深，很明显不是牢盆。用这样的铁镬煎盐，无论从蒸发、结晶，还是从支承、煎烧等方面考虑，都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科学的。至于传说为薛仁贵的行军锅，更属不经之谈。古代的行军锅，名曰刁斗，刁斗铜质，轻巧灵便，朝可炊（烧饭），夜可击（巡更），携带几千公斤的铁镬，怎么行军？
       三灶铁镬，经过多少世纪的海潮，洪水冲刷，风霜雨雪侵蚀，又经历大炼钢铁、红卫兵破四旧，刀斫斧吹，烈火燃烧，依旧“顽固不化”岿然独立，幸存下来，确非易事。在考证成陆、水文等方面，留下了一件实物资料。
        东台濒临黄海，海潮是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一大灾害，在科学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用祈祷、压胜作为消灾降福的心理安慰，所以用铁镬来填海，使之波涛不兴，田禾茂盛，是可以理解的。此铁镬我省盐城、扬州等地，都有实物，经考证，也认为是镇水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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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村的“节孝坊”  

       1905年春，清朝皇帝光绪传圣旨，由扬州知府监造，在现东台市梁垛镇牌楼村一组南官河北岸建造“节孝坊”，旌表周氏雪梅一生守节操，行孝悌义举，以此勉励地方后人长期效法。
       杨士恺，系里下河地区大兴圩里上数的富户，家有良田48顷，房屋百间。独子长茂取妻周氏雪梅，生子应昌。长茂中年病故，其子应昌亦相继夭亡，剩下鳏居的公公和孀居的媳妇，孤独无靠。其媳在近侄争嗣十分激烈、多次打官司的情况下，克守妇道，劝公娶妾，勤俭持家，节孝有佳，邻里称颂，名扬四方，感动知县和江宁制台府，遂制表上奏朝廷，光绪皇帝颁旨，划拨千两白银敕建“节孝坊”旌表周氏，并由知县主持，知府宣读圣旨，主持落成庆典。（有杨氏家谱和无果花书刊为证）
       牌坊屹立在苍松翠柏之中，正面朝南，三丈宽，二丈多高，四柱、三门、三檐、三横梁，最高处双龙盘拱“圣旨”，中门坊额刻着“节孝”二个红漆大字，下面横梁刻着“旌表长茂之妻周氏孺人之坊”一排小字，正中两根石柱上镶刻一副楹联“三十年冰霜历志，百千世珉石垂若”，背面还有荣恩和记事的文字。节孝坊建后，凡官船经过，官员必须上岸朝拜。可惜，此坊于文革期间被毁。而牌楼村早已因此而得名。
       牌坊建造百年以来，使杨家后来的六、七代人不仅能够以此效法节孝，而且能够勉励耕读，为社会和群众助资解难，成为方园百里的名族。据不完全统计，在杨家舍做教师的有76人，读大学的有81人，出国留学并工作的有3人，百岁老人2名。
       根据“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资源”普查的要求，我们深入群众走访了解，在不少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我们找到了“节孝坊”被毁后的大部分石料。如有楹联的四根竖柱和刻有“圣旨”的石板等，广大群众都希望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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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城小巷拾趣  

    东台城的小巷，窄窄的，不急不缓地伸展着，遍布城区。尤如一个走过多年沧桑的老人，展曦时敞开胸怀，放飞着儿女们离去，黄昏间期盼翘望，守候着儿女们归来。千百年来，小巷们就这样默默地迎来送往，直到有一天，政府一声号令，拆迁改造美化环境，人们既留念又欢欣地陆续搬迁。只剩下小巷们宁静地期待着，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小巷们完结了它们的使命。一年后，还人们一个崭新的居住环境，但它们留给这尘世间的一种精神却永恒不变。小巷虽逝，余居之久矣，数条小巷逸事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故默记在册，聊以自娱。
    华家巷——初始于明代，东北至西南向，北距县市政府旧址数米之遥，实验小学与之为邻，巷尾黄金坝与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俗称老电厂，清末状元张謇主办，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隔河相望，巷内铺设格式青砖，住宅大都为青砖小瓦，串堂几进。华家巷以巷口居住的华氏祖先姓氏命名，取荣华富贵之寓意。数百年来为东台达官显贵、骚人墨客居住地。中国文联主席、当代著名作曲家周魏峙、清代进士张泽厚、杨信茂、周松龄以及新四军老同志刘松恒家族等名门望族，先后居住巷内，走出了一大批在全国各地的社会精英。经数百年变迁，华家巷现已扩展为大华家巷、小华家巷、华家北巷、华家巷后河边等数条巷道。
    石头巷——位于旧县府街中段，巷为东北至西南向，以巷内地势较高、铺设石板、过路人雨天行走不湿脚而著称，成形于清乾隆时期。石头巷1号住宅曾是我国著名新闻学家、爱国名记者戈公振的诞生地。石头巷居民善花卉，从政、经商者居多，巷道狭长幽静，似小家碧玉，庭院深深，居民生活悠闲自得。
    石榴巷——位于鼓楼路中段南侧，因巷口马恒太杂货店店主手植石榴树而得名。巷道东北至西南向，巷内青砖呈马鞍形铺就。石榴巷1号为清咸丰四年（1854年）安徽盐商顾某所建，民国八年（1920）为东台著名大律师沈斌、沈淦兄弟俩买下，后名沈氏大楼。在中进门楣上方墙内嵌有“西园”篆刻大理石石刻一方，现为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东台名人文史学者吉诚、清咸丰年间翰林季龙图、教育家马坤生先后在此巷居住过。
    魁星楼巷——位于东坝路南侧，西邻百岁巷，因毗邻魁星楼而得名。魁星楼又称文昌阁（现陶园所在地），是一座古代建筑，建于清嘉庆十三年—十六年（1808-1811年）楼分三层，高45米，为当时东台城最高点，高甍飞宇、金碧辉煌，建造费用为六千六百两白银，顶层供奉“魁星”，二层供奉“文昌”，底层为“书馆”。楼顶盆为烽火铜所铸，荷花池上有石桥，名“状元桥”。旧有“站在西溪泰山寺，可见东坝魁星楼”之说，惜在1937年毁于日寇炮火。
    中巷——位于鼓楼南街，因东台场盐课司署在西巷有屋五十余间便于区别而得名。巷内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诗人姚子静建有桐华阁，阁内藏名人书画碑帖至富，桐华阁有对联曰：“光阴迅速，纵时刻读书写字，能得几何？恐至老无闲，趁早年埋头用功；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甚非容易？念维勤有益，免他日仰面求人。”语虽俚俗，但可作格言观之。
    鼓楼——明崇祯五年（1632）由泰州分司湖广人周际明主持修建。楼址位于当时城区中心，（现鼓楼路与东坝路的交接处，与旧县衙相连）时为更鼓安放之处。鼓楼高约25米，宽8米，上下两层，为砖砌单翅阁楼，有南西北三门，东进口为登楼木梯，翅阁楼顶盆为峰火铜所铸，竖有剑头朝上的宝剑三株，楼前有匾额，上嵌“声闻四达”四个金色大字。东台当时曾有“揽胜必登鼓楼，妙在斯楼”之说。
    南庄——位于林家桥河南，明代万历年间东台人周竹墟的别墅，其中藏书甚丰，亭榭楼阁，迂回曲折，绕到最远处可以到城北，进庄门有双鹤守立两旁，沿途地形起伏，河沟交叉，有桥相连，庄内绿竹成荫，假山耸立，荷香浓烈，为当时江淮文人雅士、骚人墨客聚会之所。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为其题榜额，清乾隆年间，兴化人顾于观曾撰《游南庄记》，阅之可想见当日园亭之雅趣。
    西溪——位于台城西郊，历史悠久，早在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就建有西溪镇，曾更名晏溪。汉孝子董永为西溪人，遗迹甚多；宋三任宰相晏殊、吕夷简、范仲淹先后来此任盐官。唐尉迟敬德建有海春轩塔，宋代初创的泰山护国禅寺今日依然晨钟暮鼓，诵经不绝。明洪武年间西溪巡检司、清东台县丞署均设于此。有“先有西溪，后有东台”之说。
    听雨巷——位于彩衣街中段南侧、东北至西南向。东距现市百货公司二十米左右。清末民国初，有刘姓人家在巷口开“听雨”茶馆，后人仿效开“仿来”书场，当时常有文人雅士在此呤诗唱和，应酬听书。“仿来书场”多次邀请王少堂、康少华等名艺人来此开讲评书，周围居民、个体手工业者经常集此娱乐解乏。
    金家墩——位于宁树路东侧、彩衣街南侧，是东台城有名的古文化区及富商聚集地。巷内一律黄麻条石铺砌，住户有金、汪、张、鲍、徐、童等富商，仅汪氏一家就有七个串堂三进，并建有汪氏家祠，从明代延续至今生生不息。各大户住房精雕细作，气势非凡，为东台民宅之精品，堪称“古民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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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丰厚的东台佛教文化（上）

周建生

    地处黄海之畔的古城东台，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影响深广。
佛教在东台的传播,可追溯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8年）、章帝（公元76－87年）年代。据清康熙《东台县志》记载，东台西溪的东、西广福寺和宝相寺就建于斯时，这是佛教传入江苏乃至我国的最早时期。它早于佛教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１年在上海的传播，建寺时间比龙华寺和静安寺创建时间亦早近４００年之久。此后,东台场的大圣寺等也于唐代相继创建。随着东台地区盐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加，历代统治者对东台佛教的扶持，东台佛教文化不断发展,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东台佛教与建筑相结合，写下了东台建筑文化的历史光辉篇章。东台寺庙建筑，有史可查的早在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8年）的承福院(后又名永安寺,圣寿寺,东广福寺),汉章帝年间（公元76－87年）的西广福寺(后又名奉孝寺)，其寺院建设比日本有关学者所说的中国佛教史上留名后世的笮融所建造的最古的寺院还古老。南唐时东台场的大圣寺，宋嘉定年间的西溪护国禅寺(又名泰山寺)，茅山的景德寺（现属兴化），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7）建筑的丁溪场东义阡寺（现属大丰）。,明魏国公徐宏基建的镇海寺,万历年间建的万寿寺,以及清代顺治初年建筑的勒赐慈济寺（又名三昧寺），都是当时苏北一带规模较大也很有影响的寺庙。历史上,东台境内可谓是寺庙林立.据民国18年（江苏省鉴）调查统计，东台全县有僧尼3105人，有大小庙宇800多座，仅富安、安丰镇就各有庙宇72座。而称之为丛林的大庙就有14座，其中，规模较大的富安大圣律寺有庙产200多间，佛像120座。西溪泰山寺有房100多间，熟田586亩。泰山护国禅寺，大圣律寺，勒赐慈济寺，都举行过传戒大典。这些寺院，彰显了我国自从汉唐以来的历史建筑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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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丰厚的东台佛教文化（中）

      东台佛教与建筑文化，还有将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牌坊建筑。东台三昧寺的牌坊，东台泰山寺的牌坊，原有二处。一处在原泰山碧霞宫前，一处在寺前。
    宝塔，又称栖灵塔。东台最早的塔建筑，据史书记载，是西溪至今留存的海春轩塔，已成为东台文明历史的象征。
    东台佛教与刺绣工艺相结合，成就了东台天下一绝的发绣文化艺术。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发绣艺术，不仅说明了东台佛教的悠久历史，而且充分鄣显了佛教文化艺术。清康熙年间出版的《绣考》就有“唐海陵西溪镇发绣阿弥陀佛……”记载。当时，海陵为全国最大的盐场之一，其盐税在朝廷税银征收中所占比重很大。盐业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佛教的兴盛和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与融合。当地仅海陵西溪镇（即今东台西溪）就有200多座庙宇庵堂。庵堂的僧女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以落发青丝一缕在丝绢上绣成观音、如来等佛像，朝夕焚香敬供。民间少女受其影响，也以发丝绣成鸳鸯蝴蝶等作信物赠送情人，以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继而，西溪市面上才渐现出发绣小商品。清光绪年间，盐署幕僚宣瘦梅在《夜雨秋灯录》一书中也曾对东台城北郊晾网寺的发绣《如来佛像》作过详实的描述和记载。相传明嘉靖年间，御使叶大镛之女叶频香受奸臣严嵩迫害逃离京城，飘零躲入晾网寺，受东台发绣的影响，以自幼随母学得的刺绣手艺，剪下一头青丝精心绣制了一幅如来佛像。早期发现的发绣还有，日本正仓院所藏《弥勒佛》像，出自明代韩希孟之手：年绣成的发绣《金刚经》长1265cm、宽38cm、全文4787个字，为台湾收藏家收藏。上海玉佛寺真禅法师像。发绣《般若波罗密经》长卷，2003年3月在大连第37届全国工艺品旅游品交易会上荣获一等奖，。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特聘专家评委、湘绣研究所所长郝淑萍在观看发绣作品《释迦牟尼像》时评价说，用人发绣制的佛像如此神韵，很了不起。
    东台佛教与历史相结合，留下了东台许多美丽的传说。许多历史名人更为东台佛教文化留下了美丽的篇章。
北宋范仲淹任西溪盐仓监，曾游三昧 寺赋诗：“千年人已化，三昧语空传。唐世碑犹在，高丽鼓半穿。”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征东到东台因避其难，遂建庙还愿，赐匾额“圣果院”， 以及南唐李璟保大年间(943---957 年)高丽国(即今朝鲜）高僧性空，号三昧大圣(俗名郑氏)出使我国．在海上遇险，随木制皮鼓漂至东台．园寂后“真身”  (肉身装金），与术制皮鼓供奉于圣果院内的故事。
    明代进士、刑部主事王之采，曾写下《东台八景。圣果晨钟》诗：“晓宿山寺忽闻钟，响落闲云过远峰。化作虚无天籁去，烟销日出数株松”。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为安丰吴家桥西的樨香庵书写过匾额。
清康熙帝曾册封三昧寺（原名圣果院）为“敕赐慈济寺”，并手书“孤云自往心同远，皓月当空性 本园”楹联，同时还在一幅黄绫上书唐人诗：“西溪塔影寒山月，东海钟声古寺风”，后被刻于两边石柱子上，供人观瞻。  
    光绪年间，僧晦霞法师续请北藏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刻印的《大藏经》六千四百零二卷，包括藏经、律经、论藏，贮存在重建的藏经楼中，慈禧太后为三味寺续请藏经大典，亲笔题写了“钦赐龙藏”四个大字!
清道光年间，善书水墨人物的两淮泰州分司厅通判朱沆，曾为三味寺留作壁画。
此外，还有 清 代诗人方一煌《游三昧寺》诗：“秋最宜高阁，登之倍爽神。疏钟清众虑，一两静诸尘。答尽集无意，人俱幽可亲。云低檐欲接，虚胸自能 晨。”